西学方法、考据传统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转移——以胡适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中心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经典著作对新学术的建立有着突出的示范意义。西学东渐背景下,借鉴与融会西方学术方法成为中国现代学科创建的前提条件,而清代考据学方法对新学术经典的创立也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部现代学科的经典著作,亦均凸显了西学方法与考据传统在新学术典范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学术背景与创新

标榜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是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思潮。乾嘉期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流于泛滥,日渐离开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方向。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六经皆史"说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鼐、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这位     

吴缜与《新唐书纠谬》

在两宋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考据学不失为一枝奇葩。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这一时期,考据成为普遍风气,考史著作蔚为大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下称《纠谬》)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佳作。     

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

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贯穿胡适一生的一个学术主题。胡适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清代的反玄学运动、考据学和新理学进行了阐释。在对费经虞、费密、颜元、程廷祚、戴震等人的研究中,胡适形成了他治清代思想史的规模,并对反玄学运动的贡献,考据学的起源、内涵,新理学的传承、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适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又一个范例,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化发展的认识和希望。虽然未及系统成书,但基本展示了他对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看法。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师生情谊——胡适与吴晗

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时，浙江义乌人吴晗也在该校读书，上胡适的中国化班，那时他叫吴春晗。在胡适影响下，迷上考据的吴晗写了一篇论《西汉的经济状况》。     

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宋代以前 ,历史考据学有一定的发展 ,但并不成熟不系统。随着唐宋之际思想领域里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史学流派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 ,那就是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发展。其中 ,考证史学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很大的发展 ,成为宋代史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出现。“疑古与考据”、“国史与考据”、“笔记中之考据”三个方面是宋代考证史学的三个有突出成就的方面 ,分析这三个方面 ,对于加深理解宋代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

前人对考据学批评较多的是“复古”、“繁琐”、“门户之见”,这些批评有可商榷之处。考据学重视先秦两汉文献是由他们的研究课题所决定的,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非是复古。繁琐不是考据学者们的追求,他们讲究博征,注明出处是为了增强结论的科学性,不能不加区别地视为繁琐。考据学派中的吴派矫枉过正,确有较深的门户之见,但皖派、扬州学派都主张实事求是,不以汉宋论是非,不偏主一家。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

《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在创作《章谱》前后,围绕章学诚研究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胡适试图通过该谱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并展现他在年谱学方面的“用意与方法”。1921年的胡适因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非常繁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该谱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创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样板,因而得到不少学者的仿效。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下)

胡适求和,却身染痢疾和痔疮 倒也有趣,胡适被郭沫若痛斥一回之后,不是“应战”,而是“求和”。胡适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封信在今天还能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就收有这封信。郭沫若在《学生时代》中正好提到了胡适的求和情况和信件的片断：“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     

历史考据法探源

考据法是研究历史、语言等学问的一种实证方法。它主要通过搜集资料和证据,加以鉴定与分析,运用排比、分类、归纳、演绎等逻辑推理方法,判定事件、材料的真伪与是非,推求和印证某一现象与结论。考据学盛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当时学们使用这种方法对于我国几千年遗存的丰富献资料进行了广泛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近现代中国学人书法手迹选萃

正胡适(1891～1962),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字适之,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代表作有《说儒》《胡适论学近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终身大事》等。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影响了梁启超、郭沫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一批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