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玉界定

1973年,江苏草鞋山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在四千年前的良港墓葬中,发现了人们长期误识为是汉代的多节形长淙等一批形制独特的玉器“,从而使美国佛尔美术馆的细刻小鸟纹玉壁、中国历史博物馆细刻盾形纹多节长球及国内外一批举世闻名的、时代上似是而非、悬而未决的古玉,终于有了科学的归宿。然而科学发掘获得良清玉器毕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深入,有关传世良清型玉器中的良话与非良话的区别点一下子还难以找到。人们往往错将那些仅仅是形似良清型玉器作为良清玉器述说,或者因某种与域外文化相近的图符出现在良清玉器上…     

良渚古玉综论

近年来,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笔者也曾撰文参加讨论,现在把有关这方面的新收获草成此文,以供同行讨论.一、用料来源良渚玉器的用料来源,一般都认为是就地取材.类似的结论,较早地是由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的董荣鑫先生于1980年提出来的,以后作为正式报告发表于《崧泽》专集上.他认为崧泽“玉器的原料是火山作用晚期和期后喷气及热液作用交代蚀变的产物——软、硬玉”.“在崧泽附近几公里到数十公里范围内均有出露.”并认为它们的出露状态是以石脉的形式出现的.从标本上观察,它们事实上是一些夹杂在较粗石料中的特别细洁、色彩鲜艳的一     

良渚玉符试探

近几年太湖地区一批良渚大墓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种类。由于这些玉器形式繁多,数量庞大,以及长年瘗埋的腐蚀作用,要认识它们各自的完整状态和原始用途,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本文试就良渚玉符的形状及用途作一探讨。一、发现概况及复原依据良渚玉符,过去人们称之为"角形装饰物"、"玉佩饰"、"玉冠状饰"等。这种器物多见于良渚大墓人骨架的肩部、头侧。如上海福泉山2件,江苏草鞋山、张陵山、少卿山、咎庙、寺墩各1件,浙江反山9件、瑶山儿件。其主要形     

良渚玉璜再探讨

良渚文化时期,玉璜是主要的玉器种类之一。本文通过对良渚反山和瑶山遗址出土玉璜组合关系的研究,将良渚玉璜纳入良渚文化玉礼器的范畴,继而提出良渚玉璜的组合是后世组玉佩雏形的观点。     

流散欧美的良渚古玉

20世纪初,中国古物大量流散欧美,价格高、易携带的古玉尤为大宗。笔者于1979年-1980年曾旅行探访20余所博物馆,在各馆库房仔细研究玉器。到1990年代,再多次前往重要的馆藏从事专题研究。"良渚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就是当时我密切关注的专题之一。在本篇中,笔者除回顾百余年流散欧美的良渚古玉收藏及出版情况,介绍四件圆周有刻符的良渚玉璧外,也略论约16至20世纪仿赝良渚古玉的特征。     

反山大玉琮及良渚琮的相关问题

作为体现权力和信仰的良渚文化玉器,其种类和组合、品质和数量、形制和刻纹反映了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琮、璧、钺(玉钺杖)和复杂玉头饰,以及标识独特身份的独特玉器成为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的核心内容。神像是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的灵魂,具有复杂几何结构、且形制和神像自始至终贯穿的琮,成为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最重要的代表。反山王陵是良渚古城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等级墓地,M12:98大玉琮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雕琢最为精美的良渚文化玉琮。反山大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集大成之作,对其及良渚文化琮的出土情景、形制与结构及其反映的观念与信仰、制作工艺等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良渚玉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良渚用玉的等级和身份

<正>良渚时代是高度复杂化的等级社会,各聚落群之间存在着级差和等级,体现在聚落规模的大小和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上。比如作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良渚遗址群,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大约有42平方公里,加上新近发现的位于古城西部的面积为8平方公里的水利系统,总面积逾50平方公里,而水利系统所保护的良渚遗址分布的密集区域达100平方公里。良渚古城中心有莫角山大型礼仪     

浅析良渚玉琮的装饰与观念

良渚玉琮富有装饰性,其纹饰有兽面纹、组合纹和人面纹,三者在时代分期上出现的次序不一致。早期纹饰繁缛,三种纹饰都被涵盖;中期以组合纹、兽面纹为主;晚期趋于简化,主要纹样为人面纹。装饰图案的演变反映了良渚先民不同时期的审美理想、宗教崇拜和巫术冲动。     

琮·璧 良渚玉文明因子的接力与传承

<正>良渚文化以杭州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以环太湖流域36900平方公里为分布范围,北依长江,西抵宁镇和钱塘江中游的浙西山地丘陵,向南波及钱塘江以南的浙东沿海地区直至舟山群岛。良渚文化自公元前3300~2300年,大体上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赣江至粤北樊城堆文化——石峡文化相当,良渚文     

良渚文化玉琮初探

一型式研究良渚文化玉琮,早在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遗址之前即有出土,但多流于海外。对其真正的认识,是从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发掘之后开始的。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的材料除草鞋山之外,已有江苏吴县张陵山、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以及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数处。这些有确切地层依据的材料,     

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

对良渚末期遗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在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好川墓地各种演变规律清晰的典型器物和组合为标尺,并结合年代分期较明确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相关器物,可以推定良渚末期遗存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与大汶口文化第10～11段偏早年代接近;而钱山漾文化早期的部分遗存年代可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第11段偏晚)。良渚末期遗存阶段极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之交阶段,环太湖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延续本地传统为主,此时大汶口文化前锋已抵达宁镇地区,并初步影响到了环太湖地区。之后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因素南下对环太湖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进而催生了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     

玉礼器与玉礼制初探

<正>一、呼吁走出框架2016年12月底,在暖暖的冬阳中,笔者参加了由广东省博物馆为配合"玉鸣锵锵—妇好玉器特展"而举办的"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当然,在近三十篇报告中,多篇都是与商代玉器,尤其是与妇好墓出土玉器有关的论文。从分类定名、造型源头、艺术风格、雕琢工艺等问题均有涉及。讨论也很热闹。在会场中笔者心中很感慨。自1994年开始,二十     

商周玉琮功用初探

玉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分布区域广泛,长江以南集中在江苏、武进寺墩、草鞋山、常熟、昆山、张陵山、上海的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长江以北散见于河南殷墟、山西的保德、曲村,陕西的周原、延安、宝鸡、沣西,甘肃的灵台,山东的滕州、济阳等;而且使用时间长,从良渚文化时期直延     

良渚的国家形态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不仅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确凿的分工;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坝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良渚社会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还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因此,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设计的良渚古城,在建设过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会;整个良渚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各"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     

良渚织机的复原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的良渚文化层曾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丝麻织物,其中丝织物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麻织物原料为苎麻,有麻布残片和细麻绳.另据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来看,其马家浜文化层中还有葛布的出现,故而推测与其有沿续、发展关系的良渚文化时期也含有葛织品的生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良渚文化的纺织业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反映其纺织生产技术的机具却直到1986年杭州良渚反山墓地的发掘时才有发现.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玉耳珰初探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玉耳珰根据器形的发展和演进,可分为原始型、过渡型和成熟型,表明玉耳珰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有着自身的轨迹;对随葬玉耳珰墓葬的等级规模的分析表明,玉耳珰已由单一的装饰物逐渐发展演进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进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玉器的神秘作用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的发展之后达到了巅峰。汉玉的一大特色是走向极端迷信化的葬玉,而这也是玉器神秘化在汉代达到巅峰的标志。这之后的玉器,佩玉逐渐融入了现实生活,葬玉逐渐消失,进入了中国玉器发展的新阶段——世俗化发展阶段。因此可以说汉代是葬玉的黄金时代。     

良渚人的衣冠文化

古籍盛传越人断发文身,常裸体,不戴冠,《庄子·逍遥游》说:“宋人资章甫(帽)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韩非子·说林篇》也说:“毋贻盲者镜,毋于躄者履,毋赏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说苑·奉使篇》与《韩诗外传》卷八载,越国使臣出使中原与楚国,也拒不戴冠.这些说法当非虚妄.现在考古界一般都认为,良渚人是古越人的祖先.既如此,两者的生活习惯应有继承关系.但近年反山、瑶山所出的良渚神人形象,个个都有冠帽.     

良渚文明兴衰的生态史观

环境考古学的发展为讨论良渚文化的衰亡开拓了新的思路。然而,环境论者在表述论点时,常常会片面地强调外界环境变化对文化发展影响,显得过于机械化和简单化。从地理学和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入手,深入地阐述了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提出生态史观是研究良渚文明兴衰的有效方法。通过对良渚文化系统动态分析,认为良渚文明的兴衰是其系统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良渚文化的衰亡是因为人地关系紧张,造成了系统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