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佩克就会晤宋子文情况致约翰逊函

1933年10月3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佩克会晤宋子文,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将会谈情况函报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逊。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在当前局势下“接受现实”,以及国民政府内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等,并随函附有《字林西报》的社论。该社论认为,中国政府应在华北设立停战区,以起到“防波堤”...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蒋汪关系与华北危局

1932年3月,蒋介石拉拢汪精卫进入南京政府,由此开始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在论及这一时期的蒋汪关系,特别是双方在对日外交问题上的态度时,一般史论都认为,蒋汪的立场是基本甚至完全一致的。然而,根据蒋汪二人的言行及在应付华北危局态度上的变化细致分析,我们却可发现,在肯定蒋汪负有丧权辱国共同责任的前提下,由于双方在对日关系根本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在处理对日外交特别是华北危机问题时,蒋汪有合作一致,也     

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

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吴鼎昌与贵州“企业公司”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华东发动了更猖狂的进攻,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危急。10月30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发布《移驻重庆宣言》,称“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从此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重心从东南向西南转移的局面。作为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各政治力量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事变一出,举世哗然,各种政治力量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1933─1935)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１９３３─１９３５）杨晨长城抗战受挫,国民政府被迫与日直接交涉。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意旨,妥协求和,结果产生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此,人们多持否定态度,本文拟对华北交涉的背景、经过...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国民政府教育部检发之《请看敌国内正在泛滥的反战高潮》广播稿

该广播稿系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中统有关“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延安支部的情报及其它日人反战材料拟成,内有许多源于日方的事实与统计资料,揭露了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欺骗宣传与实质,反映了日本国内及在华士兵中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曾业英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在日军的扶植下,１２月２４日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以后,这个“临时政府”虽因南京汪伪“中央政府”的出笼而取消,但其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