麇鹿传奇

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的隔墙一瞥, 使当年仅存于皇家猎苑的珍贵物种麇鹿,渐渐被世人所知. 2003年春天,一头幼鹿诞生在中国江苏大丰麇鹿国家自然保护区, 结束了地球1000多年以来没有野生麋鹿的历史.     

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印补议

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视觉元素在吉林鹿产品包装设计中的的应用

视觉元素是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主要应用要素,在众多的视觉元素中以色彩、文字和图形最为醒目、最能刺激人的视觉,最易于记忆。作为吉林省地方特产的鹿产品,其包装设计同样要以这三个视觉元素为主,结合产品特征、地域特征、文化背景应用现代的先进技术顺应时代审美需求进行设计,才能既体现地方特色,有体现产品特征。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天命”努尔哈赤的守护神

一道乍现的目光,飘满北斗七星的极光,都曾撩拨努尔哈赤“脆弱”的枭雄之心。明清鼎革之际,清太祖把萨满教天穹观念和汉族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相融合.     

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鹿”形象探讨

我国是鹿类动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产鹿种类最多的国家。从考古发现来看,从先秦时期以来,鹿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以“鹿”为形象的文化遗存很多,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不同种类的意向表达,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哨鹿

哨鹿,即呼鹿。长期生活在我省大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猎人,至今仍保持着呼鹿的习俗。这种习俗古已有之。《金史》记载了女真人射鹿的情形:“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清人西清亦说:“其哨以木为之,长二尺余,状如牛角,而中空。《国语》谓之‘穆喇库’,能肖游牝已备之声,则壮者生生来,然不能人人擅长,善亦有独得之妙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学霸”与明清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的“学霸”是指科举生员中扰乱基层社会的不法之辈。他们利用生员身份所获得的特权,左右选才之途,结交胥吏、胁迫官员,参与或主导地方经济纠纷,干预词讼、扰乱治安,成为影响明清社会的一股力量。“学霸”群体和官方势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不但体现了其群体意识的增强,而且反映出鼎革之际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的现实。通过“学霸”这一视角考察基层社会运行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明清社会变革。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戴震与章学诚争论方志属性,提出方志"悉心于地理沿革"的"地理专门"说。戴震的说法,并非故为新论,自隋唐以来这种持论就代不乏人。从隋、唐、宋、明、清正史经籍(艺文志)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历代学人,都与戴震异时同声。这种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学术观念,往往发生于时代鼎革之际,为振世救急、讲求实务的时代潮流所激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工具理性特质的具体表现。     

“洪门”考源

本以明清南城地方史志诗、清宫秘档朝章以及天地会簿等为中心,对“洪门”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得出明清鼎革之际反清复明宗社党秘密组织“洪门”始作俑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明益藩“洪门”墓城祖茔的结论。     

记“天鹿锦”

故宫博物院在今年五月收购一件题名为"宋天鹿锦"的手卷,经过研究,它既非织锦又非缂丝而是戳纱,属于刺綉针法的一种。这幅"天鹿锦"长26厘米,宽29厘米,用红绒綫戳成地子,主题"天鹿"由龟背纹组成,每个龟背单元外围用香色绒綫戳制,慢慢向内晕成白色,鹿作伏式,头向后转,尾部直立,在鹿的上首布满彩色(红、绿、蓝、白)骨朵云,鹿足下有起伏的海水,水中立一山,构成既真实又富于装饰的纹样。     

瓷器百鹿图考

<正>鹿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种瑞兽,有祥瑞之兆。《宋书·符瑞志》载:"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由此可联想到,聪明活泼的群鹿,不只讨人喜爱,还极具品位。因而有人认为"古代鹿纹只出现于皇家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不可多得的明人《百禄图》。此画佚名,用笔极其细腻(图1)。"卷首描绘山峦叠嶂及瀑布溪流,松石掩映的岸边群鹿或奔跑嬉戏,或觅食小憩,神态各异,充满著生机勃勃的气象。画面几组采芝童子肩披叶裳,手提竹篓,负锄行走於山间。采集灵芝、仙草服食,可以长寿延年"。     

浅谈古玉中的鹿纹

鹿是中国古代艺术题材中常见的吉祥物,被视为纯善之兽。是仁兽,又有祥瑞之兆。古人借鹿与"禄"同音,象征官运亨通、富贵常在。后世往往在图案表现中与蝙蝠、仙翁并列,表示有福有禄、有寿有禄,是旧时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纹样。     

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

鹿曾经是台湾数量最庞大的野生动物群之一。明末以来,随着台湾贸易交流的活跃,鹿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土著居民由原先捕鹿作为民生用品逐渐发展至为市场服务;清前期大陆移民入台的农业垦殖又破坏了鹿原有的生态环境。人类经济行为引发的环境变化,最终导致了野生鹿在台湾渐趋消失。     

明清文化传薪者——南明王朝遗民与贵州文化

明清鼎革之际,不少坚守民族气节的文人,或参与南明政权以抗清,或隐于山林,或遁入空门,成为遗民。他们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授徒传业,传递文化薪火。流落黔地的众多遗民,对黔中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杰出者当推钱邦芑、陈启相、吴中蕃三人。本文就其事迹扼要论述。     

为了文化的传承——鹿传霖学术研讨会后记

<正>2010年4月,邮电部的退休干部鹿荫堂先生与我商议,联合鹿氏后人共同发起组织一个纪念活动,以纪念先祖鹿传霖逝世100周年。先祖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中枢重臣,史载,他曾对治理河南纳粮积弊,赈济四川夔、     

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

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财政困窘和社会恐慌,政权岌岌可危。在外债无望的情势下,"爱国公债"成了支撑危局的希望。在推行之初,亲贵们被要求带头捐输,其后则演变为强制捐输。但在战和未定的情势下,除少数亲贵热心捐输外,大多数都意图敷衍了事,这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亲贵因而声名狼藉。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的反应似被放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这一现象既折射了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     

古代玉器中鹿纹的演变

玉器中最早出现鹿纹是在商代,以后各代屡有发展变化,各具时代特征,其造型丰富多彩,寓意吉祥,应用广泛,既是深受国人喜爱的装饰纹样,更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本文简要介绍了历代玉器中鹿纹的造型特点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