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中的中国海军

1932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中国第九路军奋起抗击,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而驻守上海的中国海军却始终按兵不动,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谴责。当时,人们把海军不抵抗的原因归咎为军内部少数人的“媚日”和“卖国”,致使海军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成为海军历史上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然而笔认为,海军是一个特殊的军种,对物质的依赖性大,无论是建设还是作战训练,都不能离开政府而独立进行。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没有给海军以足够的重视,使海军发展缓慢,失去与日寇相抗衡的能力。事变爆发时,又对海军采取了高压政策,迫使海军放弃抵抗。因而,受到谴责的不应该是海军,而应该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刘建武从一二八事变爆发到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国际联盟在解决中日冲突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为举世所瞩目。这是研究一二八事变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联行政院的调处与上海战火的停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不仅...     

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上海市纪念一二八抗战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弘扬中华民族正气,1992年1月中旬,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35篇,与会40余位学者围绕蒋介石、国民党与一二八抗战,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民众抗日爱国斗争及一二八抗战的意义与启迪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上发表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江防舰队

20世纪30年代初,口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终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最早与侵华日军遭遇的中国海军是东北江防舰队。     

李任仁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向全国公布实行第二次合作。     

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兼析“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及局限性

众所周知,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整整10年里,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采取了可称之为“史汀生主义”的立场,即: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又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侵略。这是包含了某些积极因素的消极立场。史汀生主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在一二八事变后又加以某些补充。分析美国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有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北大核心CSSCI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从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看西安事变

在中国抗战史上,西安事变具有传奇一般的色彩,它"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实际上,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蒋介石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即不可能.关于张、蒋政治分歧的论著很多,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藏原始档案、史料、图片,就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蒋介石何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周宣王中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对内对外(少数民族)政策,为后世诸多统治者所袭用。蒋介石征史论今,防止中华民国重演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故事,也重提了“安内攘外”政策。国内史著大都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分裂和斗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他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准则(黄元起:《中国现代史》(上),第351页.)。蒋介石本人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回忆说:“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闽粤的苏区,……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人心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事,为了挽救这严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八路军诞生记——国共谈判实录

正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部队,八路军由此诞生,并投入全国统一的抗日战争行列。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谈判。一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曾答应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事宜。可是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逐渐恶化:张学良不听劝阻,执意送蒋返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

自“九·一人”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了最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态度软硬不一、强弱各异,大体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深明民族大义者,则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积极路线。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本着士人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以深切的爱国激情和冷静的学术理智继续张扬着前辈们一贯高举的“救亡”与“启蒙”大旗。在３０年代初空前的国难时艰中,他们一面…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     

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

近年来国内外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有关事变的国际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与事变的关系仍不甚清楚。本文将根据中美双方的文献档案,对国民党寻求美援的外交与事变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一、三国轴心的形成与国民党的求援外交     

抗日烽火中的宋美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翌年1月28日,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指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新的战争,史称“—·二八”事变。淤沪抗战的爆发唤起了全国人民,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宋美龄于此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中,并以她的特殊地位做出了一定贡献。一组建中国空军一二八事变中,日本空军对中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空军。中国的航空事业起步于民国初年,孙中山于1922年就在广州创办…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

在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后,围绕着如何看待革命形势,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以及如何应付突然事变等问题,在直接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