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书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     

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法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学克服危机,进行革新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比较社会史是对经典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革新,体现了比较方法与社会史方法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而来自"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的质疑与竞争,有助于比较社会史进一步厘清它的研究理路,使之与上述研究范式一起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评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的趋向,众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扩散到传统中国的各个角落,通过对区域内个案、事件、群体等的具体研究重新理解地方社会,区域史研究渐成气候。而明末清初由于其前接传统、后续现代的时段特殊性,更成为学者考察地方社会的最佳选点。     

建构清代法律新的解释体系——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正>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     

区域社会史的新范式——《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评介

区域社会史,又称地域社会史,是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依据而划定的一定区域的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可以验证整体社会史的某些论断①.张研和牛贯杰合著的<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以下称<演变>)即是一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著作,该书已于2002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演变>以19世纪中期的安徽为个案,从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独特视角进行研究,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出新的范式,并丰富了安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评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社会控制》）,该书系徽州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展了明清徽州乡村社会史研究新领域。     

在医学与社会中发现人的声音——《伤寒玛丽》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启益

玛丽·梅伦是北美在20世纪初发现的第一位“健康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其故事在美国被大众所熟知,“伤寒玛丽”一词被用于指称携带病毒并对周围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而在社会中广泛使用。在20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医学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医学史家朱迪斯·W.莱维特重新书写“伤寒玛丽”故事。《伤寒玛丽》围绕玛丽被发现、追踪和长期隔离的过程而展开,从科学、政治、法律、社会认知、媒体、玛丽个人等不同角度呈现“伤寒玛丽”的不同叙事,展现医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基于对史料的细致分析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发掘历史中人的声音。重新阅读该书,将为国内医疗社会史学者提供直接的借鉴,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启发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新识——访冯尔康先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度兴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冯尔康教授是中国社会史复兴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冯先生的社会史研究既有《中国社会史概论》的理论总结,也有宗族史、谱牒学、日常生活史的精深探研。在新时期,如何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冯尔康先生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

中国区域社会史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萌芽生长,其中最重要的源头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汇入蓬勃发展的社会史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相互启发,在90年代中期催生了有别于地方史的区域社会史概念,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整体史的关系上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或主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或主以整体区隔地方史。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忘怀于整体史。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之不足。以整体区隔地方史有利于解决研究的碎化、提升研究的对话空间。探寻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体现了学界重新书写整体史的强烈愿望。     

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早期移民史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受叙述史学、新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启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对历史学研究主题和史学方法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他把研究兴趣从政治思想史转向社会史;另一方面,他先后使用中心-边缘模式和大西洋视角来解释17世纪和18世纪北美移民史。详细考察贝林的移民史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加深对贝林史学思想的认识,了解美国移民史的新进展,并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美国早期史。     

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及其史料价值——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

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中世纪主教档案是一个极为基本且极具价值的史料来源,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20世纪,以地方档案协会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对中世纪主教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促进了这些档案在教会史领域中的研究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演进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经历了从制度史研究范式逐步到社会史研究路径的转变。随着研究重心的变化,人们对主教档案的解读不断深入,其史料价值也不断得到挖掘。     

西方社会史名著:《失去的世界》

英国社会史的研究,在近半个世纪里有长足的进步。20世纪40年代之初,屈维廉发表了《英国社会史》,在学术界引起一片赞誉之声。评论家称赞它是当代最迷人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历代祖先日常生活的描述,诸如衣食起居、农工生计、信仰娱乐、幸福忧伤等。然而,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掘与刊印,新研究手段的采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在扩大与加深。在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著无虑数百种,内容涉及人口、婚姻与家庭、家族与村社、阶层与等级、乡村与城镇、农业与工业,等等。其中,彼得·拉斯莱特(PeterLaslett)撰写的《失去的世界》就是影响重大的一部著作。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一部大视野之作——孔飞力新著《他者之中的华人：近代以来的移民》评介

孔飞力（PhilipA．Kuhn）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哈佛大学希格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著称,著有《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970）、《叫魂》（1990）及《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2002）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的研究领域向海外华人移民史拓展。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他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也偏向这一领域。他从1993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海外华人”课程,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澳洲、中国香港和台湾、东亚等地讲学的主题也多是围绕海外华人移民史而展开。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正>自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复兴以来,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积极引入相关人文社科理论与方法,突破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和制度史架构,自下而上地为中国史的纵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学术前景。近年来,随着1949年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学界纷纷将社会史视野延伸至当代史领域,进而使得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可能。     

《中世纪的人们》及其对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历史尽管有着古老起源,可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则起始于近代。而社会史正式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叶布克哈特发起的"文化史运动"开始。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社会史迅速发展,并催生了诸如"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等一大批新的史学领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敏锐地提出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有一次"重新定向",即"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①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