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论的考察

柳宗元主张天人之分论,注重以生民为本的世间事务,生民之意成为其政治社会论的起点。子厚认为道体现为从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礼乐是维持此经分秩序的凭藉。在四民社会架构下,所有成员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为,始能达成秩序的和谐运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实践其公共职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担理物之职。世间秩序既本诸生民,士人入仕自须以生民为念,从而为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据,以提升士人的积极性。子厚进而提出“明与志”之说,强调通过认识与明辨,始能认识道与现实处境,进而采取合理行动,拯济生民。     

再論康有爲與進化論

本文詳細考察康有爲的學説,尤其是"大同三世説",與進化論的關係,具體分析康在不同階段對進化論的態度,由此探討康對這種學説理解與認同的程度:康有爲、梁啓超一開始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是回拒的;在《禮運注》等"大同三世説"的重要著作中,康雖大量使用"進化"一詞,但僅僅是"拿來主義"式的運用;"大同三世説"雖主張進步,卻不是進化論所催生的;康在《大同書》中甚至將"進化"與"天演"當作意義不同的概念來使用。本文由此認爲,康有爲對進化論的學理並未真正理解,這種理論在他的頭腦中亦未成爲一種系統性的學説。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晚清戲曲中的“新女兒”——三篇傳奇内外的人物

伴隨着"西學東漸",尤其是實行新式教育的女學堂的誕生與推廣,具備現代國民品格的新女性開始在近代社會中出現。其精彩紛呈的生命形態也進入了戲曲作品,成爲晚清"曲界革命"作者反復書寫與頌揚的對象。就中,20世紀初三篇前後相繼的戲曲作品,即《愛國女兒傳奇》、《廣東新女兒傳奇》與《松陵新女兒傳奇》,均以現實人物爲依托而值得關注。無論是在拒俄約集會上發表愛國演説的薛錦琴、倡議創辦上海女學會的吴孟班、矢志女子教育的杜清持三位女界名人,還是懷抱大志卻默默而終的柳平權,揭示戲曲作品背後晚清女性的真實人生,既是爲了向"新女兒"前賢致敬,也有助於今人理解晚清女性解放之道的艱難。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作爲事件的鄭和下西洋,海内外的研究已經碩果累累;作爲經驗的鄭和下西洋,特别是作爲知識積累重要里程碑的鄭和下西洋,仍有探究的空間。從知識的視野來看鄭和下西洋,規模宏大的遠航正是中國人海外知識累積與遞進的重要歷程。這一認識有必要從鄭和研究的興起談起。上個世紀初,鄭和研究興起,作爲20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分     

遼世宗朝史事考

遼世宗耶律兀欲在位不足五年,本文對世宗其人、繼位始末、天祿間遼漢周關係及其遇弒作了考辨。以往學界論及世宗朝史事,一般只關注兩點:其一,認爲世宗繼位及遇弒都是契丹傳統可汗世選的反映;其二,認爲世宗遇弒的直接原因是諸酋反對南征,因而將世宗、穆宗皇位之更迭視爲契丹由進取中原轉向草原本位的標誌。本文對這兩個成說都有所質疑,指出世宗繼位與世選無關,天祿間的動蕩以至世宗遇弒,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得國不正的直接後果。而所謂世宗死於南征的說法,是中原士人的附會,不能得到遼朝文獻的支持。     

張之洞的别敬、禮物與貢品

本文全面介紹"張之洞檔案"中有關别敬、禮單與貢摺等材料,具體說明張之洞支付别敬、贈送禮物與進呈貢品的情況,並由此觀察晚清上層社會的日常生活,觀察晚清上層社會的腐敗速度與程度。本文以極大的篇幅介紹張之洞向慈禧太后進貢,尤其是慈禧太后、光緒帝逃亡西安時期的情況。張之洞雖是清流出身,但到了此時,仍不免須花費很大精力和財力來辦理送禮與進貢;而他的禮物與貢品中,竟有相當部分是書籍與文具,依舊顯露出其書生本色。     

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如何發揮職工會圖書館生產技術書籍的作用

職工會圖書館在生產技術宣傳中的作用在戰後的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和技術改進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開的。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在進行着爭取繼續改善勞動與生產組織、提高工藝學、增加現有機器效率和製造新機器的鬥爭。社會主義工業正提高到技術的最高水平。現階段社會主義競賽的顯著特點正在於它是在最大限度地採用新的、先進的技術的標幟下,在於它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掌握這種技術的標幟下展開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兩晉南北朝“皇太弟”考略

<正>如所周知,自周代確立嫡長世及制以來,中國古代皇(王)位傳承以父死子繼爲合乎制度的、主要的模式,一般預建爲儲副、待先皇駕崩後繼承帝位者,從制度上而言應是皇帝之"嫡長子"即所謂"皇太子";儘管在現實政治中因爲種種複雜原因,繼位者未必爲嫡長子(有時甚至未必爲子),然而父死子繼的合法性,無論在帝國的政治、儒家的理論還是在社會的輿論、民衆的觀念中,都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歷史總有例外。作爲皇儲的名號,除普遍性的屬於父死子繼範疇的"皇太     

試論南宋王質《論鎮盜疏》之産生及其弭盜方略

南宋王質所撰《論鎮盜疏》詳細介紹了江西"食菜事魔"的情況,一一記録了該等秘密會社所行用之經文名,是後世研究宋代民間會社的寶貴資料。《論鎮盜疏》似爲響應朝廷號召,針對時弊而上。王質詳述其在江西的親身見聞,就"盜賊"形勢提出了較爲具體的解決辦法。從疏文内容可見,當時的民間會社並非真正的盜賊,故王質行文雖持强硬立場,但也充分體現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本文討論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問題。五十六籬門的完善使建康都城的外郭範圍基本確定,成爲南朝建康都城的重要空間概念;劉宋孝武帝的禮制建設,建立起了以建康爲中心的天下觀。都城空間的確立與政治、社會的土著化,對南朝葬制與葬地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南朝帝王陵墓的選址,高大的封土,陵墓神道兩側麒麟、辟邪、神道柱、墓碑等石刻的出現,顯示了南朝在葬制上已經告别了曹魏兩晉以來的文化傳統,建立起了獨自的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