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美好家园 传递博爱精神——四川红十字会系统灾后重建纪实

2008年5月12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 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一时间山崩地裂,江河断流,家园毁为废墟,数万生命顷刻消亡。汶川,一夜之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成为中国人的血泪之地。     

灾后重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陇南灾后重建为例

本文对陇南地震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关系到重建区域社会和谐稳定、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多变、随机事件多的巨大系统工程,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陇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保证稳定有序的实施既是灾后重建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也是实现陇南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灾后重建的汶川样本》出版发行

三年前。震惊世界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使“震中汶川”山河破碎、遍地废墟、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广大群众面临着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三年后。“震中汶川”脱胎换骨．城乡发展水平跨越了几十年。“汶川奇迹”的背后是什么？由李后强教授、刘波教授主编的反映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     

玉树灾后重建的特殊性及主要经验

玉树灾后重建是一场迄今为止人类在高原高寒地区最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程。这项工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玉树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宗教文化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经验,并在重建中形成和展示了“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重建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灾后重建的玉树速度和玉树奇迹,也开创了灾后重建援建的“玉树模式”。     

《灾后重建的汶川样本》序

2008年5月12日爆发的8．0级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震级最高、灾损度最大、受灾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难。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巨大困难,胡锦涛总书记铿锵有力地宣告：“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极大地鼓舞了灾区人民奋起抗震的斗志。英雄的汶川人民勇敢地从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     

玉树地震应急处置与灾后重建的法律思考

依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是法治社会应急管理的基本形态。玉树地震应急处置阶段顺利结束,灾后重建有序进行,皆依赖于法律的有效规范。总结玉树地震依法应急处置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后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灾后重建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理性思考民法、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焦点问题,不仅可以保障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通过玉树地震应急处置与重建法律问题的研究,可为健全我国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提高政府和公民的应急处置能力提供思路。     

“灾后重建”绵阳体育旅游开发的策略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和访谈法对绵阳地震灾后重建的体育旅游资源和开发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在开发中要注意提高防震意识、对相关人员进行防震知识培训、储备应急用品、建设牢固基础设施、重视安全保障问题、不要过度资源开发以及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论羌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北川羌族自治县旅游业灾后重建研究

本文对北川羌族自治县旅游业灾后重建进行研究,阐述了对羌族文化保护的科学认识。本文剖析了羌文化的基因与根本载体羌人自身,提出了保护羌文化的挖掘、提炼、交流、传承四原则。从灾后的实际出发,本文建议将中国羌族民间艺术团作为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旅游产品推向市场。     

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调度的定量重建与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提取清代中期(1723-1850)直隶灾后朝廷组织的跨省赈粮调度相关记载,对逐年赈粮数量进行定量重建。结合同期水旱灾害强度,对其反映的政府救灾力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赈粮调度在雍正朝还并非常规赈灾措施,至乾隆朝成为常态,数量上达到顶峰,至嘉道时期则显著衰落;在空间上更偏重于直隶中部的近畿一带,南部则相对易被忽视。当其兴盛之时,在直隶灾后赈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其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清王朝兴衰历程的缩影,亦受到各方面因素(如皇帝意志、灾害强度、区位条件、仓储状况、荒政效率等)的综合作用。从中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可作为当前防灾实践的参考。     

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张治中、陈诚、周恩来、蒋介石等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设置施饭所、收容所,掩埋死亡军民,设立临时市场,维持社会秩序。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主导灾后救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长沙市火灾救济小本借贷处的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与长沙市新市区设计委员会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城市复兴最终依靠长沙民众自身力量得以基本实现。这些均体现出大火善后工作“临时性”与“不对称”的战时特点。     

灾后重建视野下羌族文化发展现状调查——以汶川县龙溪乡为例

汶川灾后重建中,濒临湮灭的羌族文化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其保护与传承的迫切性和重要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羌族文化重建现状以及重建效果分析方面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灾后重建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一年后,实地考察汶川县龙溪乡羌语、民居、饮食、服饰、建筑、羌绣等羌族文化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措施与建议。报告对羌族文化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今后能更好的利用文化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     

有为才有位 有位更有为——甘孜州地方志工作的思考

“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是时下各行业较为流行的一种提法，然而笔者并非有意随波逐流，而是确感当前全州方志行业正需要这样一种境界和追求，来实现修志事业在各方面的突破。     

一部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的文献——解读《羌族释比文化研究》

《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以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大量的释比唱经为基础。从释比、释比生活、释比传说等方面对羌族释比文化进行了探讨,对震后羌族文化的拯救和传承。对灾后羌族重建精神家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析文化及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以甘孜州旅游发展为例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事情。对于一些发展不充分、文化特征显著的民族地区来说,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地区经济的一个支柱。本文以甘孜州全域旅游发展为例,对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进行浅析。     

草原深处的大禁地——成吉思汗陵探秘

日本《读卖新闻》1989年8月19日发布一则惊人消息: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日本的学者、专家已决定携手探寻成吉思汗墓,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调查。在这前一天,蒙古科学院已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等专家组成的读卖新闻代表团交换了实施这个历史性计划的议定书,决定从90年春天起,花三年时间完成调查计划。这样,精心掩盖了760多年的世界级秘密,将有可能在近期完全揭开谜底,至少也会获得重大考古发现。消息传开,反响强烈,围绕成吉思汗陵到底在哪里、究竟该不该探查、应不应由日本人来探寻,一时舆论沸沸扬扬,是是非非难以说清……蒙古高原曾是中世纪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孕育于此、饮酪食肉的民族以马匹为动力揭开了世界     

新玉树 新家园——专访青海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指挥长旦科

玉树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之所以神奇,除了有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和壮丽景观的结古寺、摩崖石刻、嘉那玛尼、可可西里等名胜古迹和著名景区外,还因为这里是唐蕃古道的要冲。唐蕃古道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交通大道,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它起自陕西西安(即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全长3千余公里。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便经过这条古道从长安到达拉萨。它像一条长     

从志书中找寻规律,为科学决策服务——省委书记习近平运用地方志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给地方志工作以新的契机。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在省委、省政府重视和部署下,目前已在全面完成首轮市、县（市）志编修任务的基础上,开展第二轮修志。修志、用志已成为浙江省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洪水后的重生——德国德累斯顿阿尔伯特珍宝馆灾后改建案例分析

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是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历史名城,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中遍布多家知名文博机构,其中就有以新巨匠画廊闻名的阿尔伯特珍宝馆。2002年,欧洲遭遇百年难遇的大洪水,位于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受灾严重。阿尔伯特珍宝馆的地下文物库房被淹,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防止此类灾害再次发生,阿尔伯特珍宝馆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在不破坏保护建筑风貌的原则上将库房安全、科研需求和公众空间完美融合,成为保护建筑内博物馆改建案例中的经典。     

安史之乱后的唐蕃泾州之争——以墓志为中心

唐代泾州即今天的甘肃泾川,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安史之乱以后,唐蕃之间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都与泾州有关。除了传统史籍的叙事记载以外,墓志材料也提供了人物、事件的相关记录,丰富充实了既有认识。文章通过《孟琳墓志》、《董文萼墓志》对泾原兵乱、平凉会盟等历史的记述,与传统史籍相互参佐订补,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相关细节及历史真相。     

中古灾害史研究的新路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史实重建

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官灾后救济存在着两条并行的轨道,其一是"法内"行为,即严格的"先表后给"程序,但救灾的实效性较差;其二是"被合法化"的"法外"行为,即擅自开仓与私产赈济,却弥补了制度链条的"实效性"缺失。其中,前者是当时灾后救济行为的主流,是中央对地方进行权力控制的一种反映;而后者则属于偶然出现的特殊行为,在其背后隐藏着特定历史时空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态势。这两种行为共同建构起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历史形象。对于史料有限的魏晋南北朝灾害史研究而言,挖掘文本叙述背后隐藏的历史记忆,重新建构中古史完整的史实序列,不失为一条崭新且有效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