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论《唐律疏议》中的人情

我国古代社会,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视人情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的传统人情有人之常情(以忠孝为核心)和人情世故两层含义。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和亲属相犯为代表,《唐律疏议》将之法律化,人情与法律相融合;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为亲复仇、恤刑和赦免为例,《唐律疏议》中有相异甚至是矛盾的规定。     

检察机关刑法禁止令监督之完善路径探析

刑法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管制犯和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的革新,具有预防性、附属性、补充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在具体适用上应坚持关联、针对、必要和比例的原则。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措施,刑法禁止令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但目前检察机关对于刑法禁止令在裁判、执行、违反禁止令的处理以及解除阶段的监督都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殷墟墓葬随葬青铜钺的初步研究

青铜钺分布于殷墟遗址的各个区域,主要出土于墓葬中,随葬铜钺1至7件不等。殷墟青铜钺有夹内钺和銎装钺两种,夹内钺分为A型无阑钺和B型有阑钺两大类型,年代从殷墟文化一期延至殷墟四期。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铜钺是墓主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使用者包括4个等级:高等级、中高等级、中等级、低等级。其中高等级和中高等级使用者的身份可与商代军事系统中的“亚”、族军队首领相对应。     

人情、循吏与《大清律例》关系探析

我国古代,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传统法文化多侧重人情。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亲属相犯和恤刑为代表,《大清律例》中无相异的规定;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复仇和赦免为代表《大清律例》的规定有些冲突甚至矛盾。基于儒家背景,循吏多因循人情,并多体现于理讼。人情与法律和谐时,循吏理讼因循人情即是遵循《大清律例》;人情与法律冲突时,循吏多曲法申情。     

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上饰上人物的身份

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上饰上人物的身份刘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我国古代神话中镇守四方的神祗。《三辅黄图》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所以它们除被称为四神外,又被称作四灵。四川的汉代墓葬中（包括葬具和随葬品...     

《红楼梦》中的盗窃罪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18世纪天才作家曹雪芹所写的一部反映中国古代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巨制。本文试图从犯罪的角度来窥视这部巨著,考察其中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最为多发的盗窃罪:前部分讨论普通人之间的盗窃行为,重在分析法律规定的盗窃罪的罪责与小说中实际描写迥异的原因;后部分讨论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重在表明对亲属间财产侵犯的容忍是古今中外社会共通的法律精神,现行刑法对亲属相盗问题付之阙如乃是人为的漏洞。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末期,"慎刑"这一朴素的刑法思想就已形成,并随着古代中国国家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文章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民本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统治者的"德治"政治、中国传统国情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思想产生的原因,指出慎刑思想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这种朴素的刑法思想应为当代所借鉴。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

自危险犯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它一直是刑法学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着重将我国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分析危险犯的概念、特征和认定原则。     

视觉文化与古代地中海研究——以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为中心

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此类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结合罗马不列颠尤其是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的研究,对此加以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