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若干史实考辨

一、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姓 在梅江区东郊乡东厢．有两座建于北宋初年的古墓,一为杨云岫墓,另一为定光古佛玉甲墓．均为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梅州市志》载：“杨云岫墓位于梅州城区东郊东厢。宋代。杨云岫,南唐朝议大夫,是杨姓在梅州的始祖。墓为灰沙夯筑。墓碑刻墓主人姓名、出身及诰授。”     

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蒙古漠北阙特勤墓地及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的鸟身祭司形象,应是唐代突厥的所谓“斗战神”,本为拜火教神柢化身之一。这一文物证实了古突厥人的拜火教信仰,古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关系,拜火教的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也得以重新探讨。古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其教训可谓深刻。     

云梦罩子墩一号墓清理简报

罩子墩一号墓位于云梦城关东郊,“楚王城”古城址东侧的一条西高东低的岗地上。一九八二年,我馆配合城关砖瓦厂取土工程,发掘了这座墓葬,现将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秦子"新释

最近几年,秦国初期考古文物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其一个直接导因,是1993年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秦国大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幸流散。现在已看到的若干青铜器,如鼎、簋、壶、钟、镩等,多有“秦公”铭文,指明了大墓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根据抢救性清理发掘的结果,推断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为秦公墓,M3为夫人。     

晋代瓷塑对书俑

湖南古陶瓷,具有神奇的魅力,其中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的青瓷对书俑尤为引人注目。1958年出土于长沙市金盆岭的一座晋墓。由于该墓有的墓砖侧面印篆体阳文“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据此可知这件瓷俑的制作年代当不晚于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属于西晋早期的作品,它为研究晋代文吏现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反映了当时文吏的农饰、姿态及书写用具。两俑头戴进贤冠,身穿长袍,相对跪坐。进贤冠是古代的一种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有言:“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皆一梁。”梁即冠上的横脊,该二俑     

巴蜀双科斗文考义

一、从新都蜀王墓中漆耳杯双科斗文谈起1980年3月,新都县马家场发现了一座战国木停墓。由于腰坑中发现188件成组成套的铜器,考古界倾向于定为开明氏蜀国的某代蜀王墓。墓中还出土一件3．5厘米见方的方形铜印,印文图语显示了王玉的风范。笔者根据墓中盖铭为“邵之鼎”的铜鼎,推测墓主蜀王名为“开明邵”①。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出土一件漆耳杯,耳部张开如双翼,杯心还绘有一个巴蜀文字符号（图一）：两个并列的科斗形,下有波浪纹两道。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巴蜀漆器,具有地方独特的风格②。漆耳杯上的“双科斗文”,在巴蜀印章中屡屡…     

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被盗出土的铜器群,是本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楚文化研究之启端.由于它是王一级的大墓,且有数十件有铭铜器,所以至今在考古学上和楚文化研究方面仍未失去它的学术价值.中外有关学者,对这一铜器群也尚频频关注.该墓器物出土后,即有“墓葬”和“窖库”两说.1934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派李景聃、王湘两位研究人员赴寿县朱家集调查,于1936年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窖库说,为墓葬说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依据.既是墓葬,墓主又是谁呢?在30年代,学者们多以器铭考释,认定墓主.如唐兰认为,器铭中的“楚王(今酉)肯”即考烈王熊元,“元、肯一声之转”;“楚王(今酉)(干心)”,即楚幽王熊悍.马衡亦主“(今酉)肯”为楚考烈王说.郭沫若则认为“(今酉)肯”、     

美妙的蜀锦旅游

在号称中国休闲之都的成都。有人提出了开展蜀锦旅游的设想在现在成都蜀锦厂的基础上．打造独具巴蜀风韵的成都蜀锦旅游一条街——将蜀锦厂改建成前店后坊,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蜀锦作坊。与周围的浣花溪、草堂寺、送仙桥古玩市场联为一体,形成成都旅游新亮点。以此带动蜀锦业的复兴．同时形成新的经济链．让更多的人从事到这个行业中．从而使这一传统技艺得以延续。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黄吉军黄吉博１９９８年３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西郊于家营发掘了６座秦墓,这是该队继１９８６年在孙旗屯发掘３座战国晚期秦国墓之后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的秦墓。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秦墓中发现印有“河市”、“河亭”戳记的随葬器物,...     

再谈南越王墓墓主问题

小文《关于南越王墓墓主问题》在《羊城今古》2002年4期发表后,吴孝斌先生来电话论及《史记》、《汉书》中的“自赵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中的五世解释问题。又收到曾昭璇先生的大函,内有“近闻友人言及文帝墓可能为赵佗墓。未知您有所闻否?”句。我想就这两方面的     

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镇墓文文体研究

镇墓文是古代丧葬礼俗中经常使用的葬仪类实用文书。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出土的镇墓文尤多。魏晋以降,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河西地区因保存汉代学术文化而为学界称道。镇墓文最初并不具备“文体”这一专属称谓,是方士、巫师们为死人阴宅安置时,借助语言、文字、符箓、图画等载体附着于实物之上的仪式文范,其目的是镇墓安宅、隔绝阴阳、祝福生者等。镇墓文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随着冢墓泽荫术的盛行,镇墓文借助法律公文的文体特点和方士咒语的“语言魔力”及修辞语气获得“镇墓”效果,形成了成熟的体式结构和语言特征。镇墓文所具有的丰富的民间智慧,对志怪小说、乐府诗、曲子词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是文体发展过程中以俗为雅,雅俗互动的生动体现。     

关于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考古与民族学考察

本文就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考古发现,从考 古和民族学角度,提出以下主要看法：1．万发拨子遗址所处浑江中上游,应为“高句丽先 世”貊人故地;2．遗址中土坑石椁(棺)墓与大石盖墓、积石墓共存,反映了西汉高句丽建 国前,辽东“　　　”与“貊”文化的交汇;3．遗址“二期”三足器的存在,主要反映了“西团山文化”的影响所及;4．以“三、四、五”期为代表的主体文化内涵,是“二江”流域“前高句丽”时期的貊族(高夷)青铜文化遗存;5．万发拨子遗址的“环山围沟(壕)”,是高句丽城邑出现前,貊部(高夷)氏族聚落的代表类型。在高句丽建国前,不存在“古句丽国”。     

别有逍遥地上仙——游嵩山少林寺

深秋的朝阳 ,羞羞答答地将到处呈现着丰收景象的中州大地 ,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色彩。车子在平坦的大路上跑了整整两个小时 ,名扬中外的嵩山 ,便屏障般地出现在面前了 !东岳泰山 ,南岳衡山 ,西岳华山 ,北岳恒山 ,有的姿雄 ,有的石险 ,有的竹奇 ,有的泉盛……与它们相比 ,我觉得中岳嵩山的突出特色在于一个“古”字。这里不仅有夏址殷墟、周墓汉阙、魏塔唐碑、宋陵明祠 ,而且更有其他名胜古迹所无法相比的“六最” :最古的汉代三阙 ,最古的北魏砖塔 ,最古的观星台 ,最古最大的汉封“将军柏” ,最大的古塔群 ,最早的禅宗寺院。除此而外 ,还有更加…     

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

1999年 ,山西太原发现了隋代的虞弘墓 ,本文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作了考察 ,认为墓主虞弘的种族实际上是步落稽 ,而步落稽之名则应来自突厥语的“鱼 (balaq)”。所谓的鱼国 ,则可能出自于中亚的比千部落。作者还认为 ,墓志中提到的“尉纥”城 ,本为中国北方草原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北魏的“木来” ,唐代的“墨离” ,元代的“篾克邻” ,明代的“麦克零”或“乜克力” ,都是“尉纥”的异译。而该城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     

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道教符文牌（砖）初探

通过分析早期道教文献资料可知,南京、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葬中所出符文牌（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密切。这些符文牌（砖）在墓中有禳煞镇墓之用,很可能是从两汉“五石”镇墓到唐代“五方镇墓真文”镇墓方式的过渡。结合墓葬年代等信息,推测在墓葬中放置道教符文牌（砖）这一葬俗,应是由当时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睡虎地秦简疑难字试释

秦简文字是战国晚期秦人的墨迹,其字体介於篆隸之间,又稱古隸或秦隸,从總方面看,是不难辨認的,秦简整理小组已为全部简文窵了釋文,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特别是一些形体比较特殊的字,也得到了确切的隸釋,如1040号简有两例结体相同的字,写作(?)、(?),整理小组釋为“叕”,读为“(食叕)”。按之简文文意,这两个字釋为“叕”,是很确切的,但在近3.8萬字釋文中,難免有些字隸釋有误,有些字解释得不太准确,在81年版《雲夢睡虎地秦墓》一书误釋或没有确釋的字中,有的字在90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中已改正过来,如872背面简的(?)字,原釋为“蔦”,误“女”为“(?)”,新版已改釋为“(?)”;813背面简的     

谈四川宋墓中的几种道教刻石

在四川地区的两宋墓葬中,曾经出土过几种形制特殊、文字奇异的刻石,即所谓“敕告文”、“华盖宫文”和“镇墓真文”。这几类刻石的性质和作用,已有同志指出“可能是一种用于辟邪的道士字”,或为与道教迷信有关的一种“镇墓石”,这些推论,都是正确的。本文拟进一步对这几类刻石的内容及其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就教於识者。 一、敕告文     

对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注释

1976年在洛阳西郊所发现的空心砖墓主室里画有壁画,这在《文物》1977年第6期上已有所报道①。关于壁画的内容,已故的孙作云发表了考释c。曾布川宽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考察”。可是如果重新再考察一下,令人不能赞同的地方也还有不少,因此不揣冒昧试图再加以注释。一、所谓“升仙图”关于这座墓天井壁画（图一、图二）,孙作云认为这是升仙图“。也就是说编号为“四”的砖上画有驾着三头鸟和蛇的人物,他认为这个人就是该墓被葬者的形象,前者为一女性,与此有关的三足鸟是西王母的使者③。这可以解释为：这鸟是西王母派遣来迎接墓主人的乘…     

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

四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文化,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行科学调查、发掘以来,至今已半个世纪。经半个世纪来的考察、研究,尤其是近两年来这一地区及相邻地区考古、民族学调查工作的深入,使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源流问题的研究已基本明朗。以往研究者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系外来的看法已应重新认识,而这一地区“石棺葬”文化的“突然消失”,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而今亦已逐渐清楚。故本文拟就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 一、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其分布范围北起松潘镇,南达汶川漩口,东自北川,西至理县孟懂沟、黑水维古。在这个范围内尤以理县东部、汶川北部至茂汶中部“石棺葬”墓分布最为集中。到目前为止,岷江上游已发掘“石棺葬”墓二百余座,出土文物数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