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

本期“早期文明”栏目共刊载了徐义华先生的《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起源与成因》、彭适凡先生的《江西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南渐》以及孙庆伟先生的《出土资料所见的西周礼仪用玉》等三篇论文。     

环境与北京文明的诞生

以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三要素”标准、“三历程”与“三部曲”理论衡量判断,北京地区文明诞生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早期,是在特殊自然环境和特定的人文环境合力推动下,以西周封燕为契机形成的阶段性文化结果。北京地区文明的诞生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地区诸古族通过长期的文化吸收、借鉴和融合,创造出一条以向心、稳定、求实与和谐为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回顾北京文明诞生历程的现实意义在于,提示当代北京人关心与自己及其后代命运息息相关的北京文明兴衰,履行弘扬北京文明的历史责任。     

文明起源与文明模式略论

文明起源与文明模式的探求,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要任务。探源前应需冲破西方文明理念的束缚,需突破文献学怀疑论的局限,应对人文地理观照下的历史文化区系有所认识。这应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文明模式进行正确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新石器时代即为中华文明产生的时代,通过各自途径与诸种模式,出现了"满天星斗"式的文明王国,构成了中华文明早期史。     

释“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克里特国家的起源及特征

主持人语:国家和文明起源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提出了诸多理论和假说。考古学的发展,不断给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也引发了大量争论。本组笔谈的理论篇评述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中主要的方法论,并就各个学科如何协作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做出了思考。另外四篇分别讨论了中国、西亚、埃及、克里特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中的不同侧面。中国篇以周王朝为案例,认为周王朝以王家为中心,逐步构建起以周邦为核心的天下体系;西亚篇将国王头衔的变化与国家疆域的扩张联系起来;埃及篇注意到早期国家统一进程中外人形象与内部秩序之间的关系;克里特篇探讨了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因和职能。在理论与案例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揭示早期国家研究可能的面向与维度,也期待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更多学者加入,共同推进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夏、商、西周文明是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与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     

婚制变革与拓跋鲜卑的文明进程——兼论华夏文明的基本特征

拓跋鲜卑是东汉檀石槐鲜卑部落联合体的西部鲜卑之一,是与匈奴融合发展起来的新部族。献帝隣确立的“十氏百世不通婚”制与周代“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的实质内容相同,主旨均是繁育壮大父系宗族。这为建立人伦有等的父系宗族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成为拓跋鲜卑族和华夏族建立早期国家、迈向文明道路的标识。正是基于“十氏百世不通婚”的制度规范,鲜卑十氏通过与外姓族广泛通婚,形成强大的拓跋鲜卑部落联合体乃至邦国,进而建立代、魏王国,并发展为北魏帝国,结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与拓跋鲜卑族和华夏族早期通过征伐等强力方式与异姓族结婚不同,华夏族在周代探索出“化干戈为玉帛”“合二姓之好”的文明道路,形成孝敬父母的华夏文明传统,生成以“和不同”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基因。这种“和不同”“和平发展”的精神成长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是中华民族生命强韧、文化绵延广博的智慧渊源。     

考古发现反映出的成都平原先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综合分析近数十年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广泛参证相关文献资料,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原始社会末期,成都平原的土著先民已经创造出较为发达而具有文明因素的“宝墩村文化”,建立了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夏、商至西周,从汉水上游迁徙而来的巴蜀人兴建了虽然仍以渔猎经济为主、但农业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古蜀王国,创造出由“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所反映的文明相当发达的“早期蜀文化”;东周时,楚人鳖灵取代蜀王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兴农开国而致使蜀国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富裕国家,致使“晚期蜀文化”成为楚、蜀糅合、多元一体的混融型文化。历秦入汉,基本上华夏化并且体现出华夏文化发展趋向的蜀文化,也就很快消融在汉文化的统一体中了。     

泥舟入海 埃利都史前“艺术”与苏美尔“文明”源起初探

本文从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埃利都的黏土小舟模型入手,通过对这件“文明”之前的“艺术”作品在材质、技艺、风格、观念等角度的分析,结合考古原境与神话文本,探讨苏美尔观念中造物以存神、赋形以授命的基本模式,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成周与王城考辨

成周最初是西周王朝的东都．成王时周公所建。营建成周之事在《尚书》的《康诰》、《召诰》、《洛诰》中均有记载,也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征诸文献及金文．西周时成周又称为“洛”、“新邑”、新大邑”、“新邑洛”等,而没有“王城”之说。《令彝》同时还提到“成周”和“王”。     

陇东,冬之乐 坐火炕喝黄酒、吃羊羔肉、看皮影

周人的家园 对于陇东的关注,还是源于我对西周的了解。 西周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被称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花样年华”期。的确,灿烂的青铜文化,深厚的中华农耕文明,都和这个叫“周”的时代不可分割。陇东地区就是展示这“花样年华”蓓蕾初放的大舞台。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论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

中国早期国家包括邦国和王国两个阶段。早期都邑伴随早期国家的形成而出现。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时间上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期到夏商时代,聚落形态上是从部落中心演变为邦国都邑、王国都邑,建筑形态上主要表现在大型城垣、宫殿宗庙建筑、大型墓葬、高规格手工业作坊的萌生与发展。仰韶时代中晚期是早期都邑的孕育时期,龙山时代是早期都邑的初步形成时期,夏商时代则为早期都邑的大发展时期。     

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研究综述

<正>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随州地区在周代方国众多,随枣走廊是中原文明与南方文明交汇的重要通道,文献及铭文记载有唐、厉、鄂、曾等国,其中曾国资料最为丰富。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确认了战国时期曾国的存在。此后针对随国与曾国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曾、随之谜"的讨论。2002年在枣阳郭家庙发现有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2010年,随州叶家山发现了大批西周早期曾国墓地。2013年,随州文峰塔又发现春秋至战国时期曾国墓地。     

陶寺出土乐器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文明时代的起点确立了一个终极标准。不过,学术界对野蛮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却有着不同的解释,诸如城市、铜器、文字等等都被指为构成初期国家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概括,有一些文明因素起源很早.     

漫将斧钺观上古封邦建国觅康侯 康侯斧题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西周早期青铜斧,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图1）。同铭器共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2）。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浚县,为于省吾旧藏。此“康侯斧”尺寸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小中见大”。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 "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以湖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

城头山遗址作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因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文化水稻田而著名,号称"中国第一城"。城头山地区文明为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原生型文明。作为早期邦国文明,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经历了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国三个阶段。城市(包括礼仪建筑)、文字、服饰(包括玉佩饰)是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标准。城头山地区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最后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城头山地区邦国文明的产生是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一种模式,在长江中游乃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小国寡民式的邦国文明阶段。     

录子艅铜甗与录国地望

内乡县衙博物馆收藏的录子艅铜甗对研究西周录国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意义。从录子艅铜甗的造型、纹饰及铭文看,该甗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从该甗的出土地点,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分析,西周早期录国为“南土”诸侯国之一,其地望应在内乡县大桥乡一带。     

西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开题报告会述要

正2018年9月24—25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及"多卷本《西周史》"课题组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西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开题报告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一、早期国家与民族。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西周国家是中国古代文明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赵世超比较了中国夏、商、周早期国家与希腊城邦国家的起源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