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及其现代转向

从古至今,西方政治哲学有其共同的价值关怀,即如何实现"人"的价值,如何使"人"存在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中,而与孤立的"人"相对立的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因此,"国家"与"人"就成为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思辨的对象。本文中,笔者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梳理,将西方政治哲学家对"国家与人"的认识归纳为三类,即偏向国家的整体主义哲学、以个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哲学、弱化国家与个人的基督教政治哲学。通过梳理,笔者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国家行为"问题,他们大多只看重共同体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倾向于谁,将他们看成对立的状态。根据鲍桑葵(Basanquet)关于国家行为方面的哲学理论,国家目的与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而国家行为则是实现最美好生活的手段,它使国家与人保持着互动、弹性的关系,并为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面向东方:近代德国与东方贸易史研究的新视角

<正>近代以来的东西方贸易史(包括德意志与东方贸易)一直是西方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话题。所谓"传统",指的是它往往从一个国家的历史出发,以民族国家为自然地理和政治单位,单向度地谈论它与它所交往的对象国之间的贸易情况,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关系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史研究在贸易史领域首先取得新进展,并向其他专门史领域扩展。人们开始打通国别界限,关注资本、市场、商品(如香料、鸦片)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和流通,关注它们对世界性经济体系乃至政治体系产生的影响。     

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西方学术界在是否存在全球化问题上 ,分为“怀疑论”和“全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怀疑论者”认为 :目前所谓的“全球”经济是虚构的 ,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并且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全球主义者”则认为 :当代的世界经济已经从国际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同时全球化已经导致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 ,某种全球政治体系已开始产生 ,并且不论愿意与否 ,全球化已经带来某种超越民族和传统文明集团的世界文化。我们不应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混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正中国外交政策的宏观框架,一般由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勾勒。以1982年以来历次党的报告作为文本,通过集中分析其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部分,可以发现,党的报告中所体现出的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构成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三个重要思想内涵,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也主要表现为这三种观念的变化和演进。具体来说,时代观是人们以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观照国际社会所形     

自然破碎处 万物不复存——汤因比论世界与中国命运

1976年 ,汤因比的最后一部历史哲学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出版 ,现代社会种种深刻危机的总病源 ,终于被发现了 :人与生物圈之间的力量平衡 ,被发端于英国 ,后波及全球的工业革命所打破 ,人与大地母亲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出现了逆转 ,人类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的地步。当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的政治堕落和商业贪婪 ,更使人类事务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汤因比预言 :全人类的政治统一和精神觉醒 ,是人类自救、避免酿成更大灾难的根本途径。     

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述评

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受国际局势和史学研究趋势的双重影响。已有研究试图从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权利观念与社会及政治运动的互动中探寻人权的起源,40年代"人权革命"中国家、社会组织及个人如何处理人权理念与国家利益、国际和平的关系也受到学者关注。西方学者还考察了五六十年代人权在国际、区域及国家三个层次的不同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关注70年代全球范围内人权"突破"的学者则重新审视整个人权史脉络,提出颠覆性看法,引发激烈争议。已有研究的概念界定还不够清晰严谨,人权与国内及国际诸多议题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考察。人权史的未来发展在丰富主题和拓宽路径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论“国家历史安全”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编纂

<正>所谓"国家历史安全",就是国民和社会拥有对国家历史的基本面貌与内涵、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经验与教训、趋势与特点具有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具有对国家历史的自信和认同,并从中获得有利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国家历史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与作用。当前,威胁我国"国家历史安全"的主要政治社会思潮,一是历史虚无主义,二是以"台独"、"藏独"和"疆独"为代表     

浅析张骞“凿空”之举及其历史意义

张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寻求友好邦交和政治联盟为目的的外交家、探险家,他"凿空"西域,刷新了西汉王朝对外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原同西域广泛联系的开始,也意味着古代丝路商道的开辟和文化交流的开始,对于加强我国对外友好往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概念是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演绎出来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以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为重点考察对象,不难探讨出德国市民社会建立的模式:普鲁士国家借助法律手段和对公众舆论的掌控,强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农民和城镇市民从家庭、血缘、社团、行会等传统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在普鲁士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国家与社会间的特殊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它导致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近代德国难以建立.     

试析葛兰西的国家理论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以市民社会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体现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二元政治的思想。一方面,他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建构了国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体现了“天”与“人”的“二元”关系。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正>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国国家安全理念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构建的安全体系是"五位一体",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当前,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面临四个方面的紧迫任务:第一,要维护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一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是建国后七年中影响最重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尽管已经过去55年,但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留下的深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今天,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模式中不时可见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但在不同条件下内容与名称有了变化,对于不知道历史的人来说,还常以为它们是新的,因而重温历史很有必要。纵观我国历年政治运动,每次的口号看上去都不相同,但达到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是雷同的。这类政治运动共同的规律都是自上而下,从宣传     

江泽民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同时,在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方面、国家安全模式方面以及国家对外方针政策上进行了创新。     

冷战后美国地缘政治安全观浅析——对科恩《分裂世界与现实》另一种解释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称霸全球的战略野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地缘政治安全观又是什么呢?本文通过分析冷战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与渗透的情况,来探索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地缘安全观。     

濒危世界遗产：理论与实践的困局

与《世界遗产名录》一样,《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也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在世界遗产舞台上谋求利益的工具,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紧密关联。无论是积极寻求列入濒危遗产,还是拒绝进入《濒危名录》,其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与国家所寻求的国际地位、国际社会互动模式、国内政治特征等都有着密切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现阶段的对策是努力纠正对于"濒危遗产"的误解,但如果不能同时考虑到各国的政治诉求而在政治和技术两个维度间寻求平衡,困局将无法打破。濒危遗产或许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失败者有自己的历史吗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个可以被称作"个体化"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历史不再被视为大规模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也进而从结构性的宏大问题转向个体的经验与感受。~①史学的个体化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它将不论是研究历史规律的"大写历史"(History)还是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小写历史"(history)都予以彻底解构,不但否认了历史的单一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