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我最快乐的日子是五十年代

我的父亲罗瑞卿于20世纪初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8年,年仅22岁的父亲冲破家庭的阻挠,毅然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乘船东下。当时,他的家庭虽然已经破落,但还有田亩,他的外祖父是个地主兼资本家,也有实业救国的理想,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大外孙的身上。父亲那一辈的许多领导人家境殷实,求个一官半职、养家糊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他们追求的是救国之道和强国之梦,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父爱永恒

如今父亲离去已有二十八载。总有一个心愿,把父亲曾经走过的路途,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走一遍,把父亲伴着共和国走过的峥嵘岁月付诸文字,做一个记录。希望在我的文字里,远在天国的父亲能听到儿子对他的敬意和思念。希望在我的文字里,父亲能再活一次。建国六十周年举国同庆,盛世欢歌。我们国家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繁荣富庶,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历尽坎坷,奋勇前行。六十年风雨无阻,六十年光辉征程。巍峨如同绵延长城的华夏伟业,正是每一个共和国子民甘作砖瓦,以自己的身躯砌成的。为了祖国今天的富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台湾寻亲记

1948年夏天,我的叔伯姐姐李克俭高中毕业,在人生重大的转折关头,遭逢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纯洁友谊和骨肉亲情的割断。她家在北京,父亲是留学德国的高级建筑工程师。但她却跟着二叔（我的父亲）在武汉念中学。她打小就和二叔最亲。二叔留学日本,暑假回南京,住在爷爷书房里。她就经常去找二叔玩,二叔教她跳舞、唱歌、吹口琴。上中学的时候,二叔在武汉的银行任职,便把她接到武汉。送到全省最好的中学读书。二叔二婶把她视同自己的女儿,细心呵护。二婶（我的母亲）很大方,给她买了许多好看的衣服。二婶厨艺很高,每周都做许多好菜让她带到学校与同学共享。在学校里她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正当豆蔻年华、充满幻想的一群女孩子,该有多少欢乐的嬉戏、多少贴心的悄悄话、多少美好的憧憬啊。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一位援鄂天使的自述: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战斗

我叫许秋英,是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士。1月28日,我和同事共同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途。从这一天起,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心武汉战斗了50多天,经历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报名上前线"我自愿申请参加医疗队,支援武汉……"听说宜宾将组建医疗队前往武汉救援的消息后,我第一个向科室请缨。当时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没和家人商量。我心里想:家里还有个弟弟,他可以照顾母亲和去年刚做了手术的父亲,我没有后顾之忧!直到赴汉名单确定,我才告诉母亲我要去武汉。     

一生最爱你

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父亲当时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     

父爱在我的名字里

我对父爱的认识是经过漫长的恨才转化而来的。我的名字不是父亲取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在我满月的时候,父亲特意请来乡里一个挺出名的算命先生,得知我五行缺金,又因为父亲希望我长大有出息,能够跳出穷山村,于是算命先生便给我掐出这样一个名字:金翔。然而,就因为这个名字,我的童年很孤寂——小伙伴们常玩的“打仗”的游戏,是不会让我加入其     

魔法鹅卵石

那年我16岁。一天,我告诉父亲自己不想上学了,问父亲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工作?父亲问我为什么不想上学?“太累人了,整天学习,你看很多人都在外打工挣钱,谁还上学呀!”我满不在乎地说。于是,父亲没有说什么,就带着我到了一个职介中心。我填了一张履历表,交给了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看了看,告诉我和父亲回家等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职介中心始终没有打电话来。怎么了?这个工作的要求不太高呀!难道履历表上没有联系电话吗?我多次问父亲。父亲看看备存的一份履历表,一句话也没有说。吃饭时,父亲问我还知道职介中心为什么不打电话来?我说:“不知…     

父亲洪志贤二三事

我的父亲洪志贤,原名洪长益,1922年出生,台湾省台北市人.早年他从台湾到日本攻读医科学校,后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抗战时期定居武汉.父亲是儿科医生,在武汉先开了个家庭诊所,50年代末他进了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仍然是儿科医生.1983年他逝世于武汉.     

韩复榘与蒋介石(上)

84年前的1929年,冯玉祥的一记耳光成为我父亲韩复榘"出走"的直接诱因,让西北军走向土崩瓦解,也开始了一段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此起彼伏、恩怨纠缠不断的历程,直至1938年我父亲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于武汉。当时,"讨桂之役"甫歇,南京方面与冯玉祥部的矛盾又变得尖锐起来。冯玉祥为生存与发展计,决心与蒋介石一决雌雄。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冯军将领大都不赞成冯玉祥"联阎打蒋"战略和"后退决战"军略。冯玉祥斥责我父亲:"你给我住嘴,到外边跪着去!"会议室外边还是一间屋子,     

从文华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童子军代表”

进入武昌文华中学读书 我是1930年从老家河南商城县来到武汉的。民国初年,我的祖父僖仲公在王占元主鄂时任湖北厘金局长,因此我们这个家庭和武汉颇有渊源。每逢家乡有事,我们就跑到武汉来住。当时我的父亲鼎年公已经过世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起生活。     

生命的养料

一个小男孩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患了脊髓灰质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他很少与同学们一起游戏和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来些树苗,他把这些树苗分给他的孩子们,让他们栽在房前。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地男孩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在浇过一次水后,他再也没有去打理它。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     

我的父亲程子华

那一年,我28岁。父亲程子华安详的躺在灵柩里,像睡熟了一样。握着父亲那双冰冷残废的手,千呼万唤,多么希望能够唤醒他。我不愿相信,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我们。父亲说过,他对这一生是满意的。但是,我是遗憾的,命运为何让我和父亲这么早分开?泪眼望着礼兵们抬着父亲的灵柩缓     

化作春泥更护花

2000年年初,我还是刚刚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不谙世事的我跟随老乡来到武汉.看到车辆川流不息、高楼鳞次栉比的大武汉,我这个来自宁波慈溪小镇农民家的儿子不禁为眼前的繁华兴盛所惊叹,如果能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事业该多好啊!摸着口袋里父亲辛苦积攒多年的几千元钱,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武汉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君子之交（下）——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黑黝黝的院子,霎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潘素告诉我们,她…     

韩复榘与蒋介石(下)

据说,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我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     

尽心工作 努力奉献

我父亲戴见能是台湾省云林县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为生计与几位乡亲结伴来到大陆,几经辗转,后定居于刚解放的武汉.1950年底我出生在武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