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婚俗的生动画卷——"亲迎图"释读

“亲迎图”生动再现了汉代亲迎场景,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画面中,迎亲、送亲的队伍皆为步行,未见车马相送,这与文献记载有一定差异,可能具有艺术抽象的因素。与先秦“昏礼不用乐”相比,汉代以乐送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婚俗的变迁。右侧母鸡喂食雏鸡的图景体现了汉代多子为福和尊崇孝道的观念。     

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

我们将惯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与《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前者的主旨可用亲迎“三区论”予以概括,而后者则用婚丧“四区说”更为合适,两者的研究皆是以地方志为研究材料,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它们具有诸多的异同之处,对修正和弥补单一村落和社区研究的弊端与不足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与途径,对丰富关于“北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认识洞开了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商水出土的原仲簠与《诗经·东门之枌》

河南商水县出土的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出嫁做的礼器.原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陈国妫姓大夫,其采邑是陈国一个叫“原”的地方,他以“原”为氏,故名“原仲”,或如原仲簠铭文中的“原氏仲”.遵循媵嫁制度,原仲将次女嫁给顿国的大夫“沦”,使陈、顿两国缔结婚姻之国,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东门之粉》是《诗经·陈风》的第二首,“亲迎”是周代婚礼的“六礼”之一,该诗真实描绘出原仲女儿出嫁的“亲迎”场面,艺术再现了《礼记·昏义》中的相关记载.同时,该诗还生动诠释了春秋早期的媵嫁制度,以及通过卿大夫联姻缔结婚姻之国等文化事象.原仲簠的出土,对于《诗经·东门之枌》的正确解读具有重要价值,反之,《诗经·东门之枌》使原仲簠铭文更加丰满而明晰.     

旧时晋冀民间的婚帖

古代婚礼,从媒人介绍开始到男女双方最终举行结婚仪式的过程中,依次遵循六礼:曰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后来,婚礼逐渐简化,清朝年间民间结婚遵循四礼,即问名、纳采、请期、亲迎。在此期间,男女双方除靠媒人往来奔走,多方说合外,婚帖贯穿始终,具有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重要作用。“虽片纸只字,人民颇重视之。”     

近代婚嫁论财对山西婚姻生活的影响

古代婚姻讲求“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及亲迎。在买施“六礼”的过程中,以雁作为聘礼(相传雁一生求偶只有一次,且求偶后便终身形影不离)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雁”作为聘礼日渐实物化、货币化。就史料体现,中国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在汉代已十分明显,《前汉书&;#183;地理志》中即有“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贫人不及,多不举子”的记载。之后,魏、晋、南北朝、唐、束、元、明各代婚姻论财之风愈演愈烈。及至近代,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更是有增无减。     

先秦传统婚姻礼俗研究

我国夏代开始就形成了婚姻礼俗形式,《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因袭, 周因于商,婚姻礼俗,大致固定。《通典》云: “人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取,以俪皮为礼; 五帝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于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年,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     

襄阳的旧婚俗

襄阳在旧时婚嫁要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礼仪。六礼中的“纳彩”,就是男方备了花红彩礼到女方请求联姻;“问名”,就是女方同意联姻,男方再请媒人把女方的生辰八字（星命术士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四柱,配合干支,合为八字──编者注）拿回来;“纳吉”,就是双方家长同意后择定吉日正式订下婚姻;“纳征”,男方准备聘礼,女方预备妆查;一请期”,男女双方协商择定良辰吉日以便成亲;“亲迎”,男方亲自到女方把新娘接回家正式结婚。那时的城乡有一点钱的人家,穷苦一些的小户人家的婚事大都是按这些礼俗…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汉代“街卒”与都市交通秩序

汉代文献可见“街卒”称谓.具有“街卒”身份者与“县”有体现为“佣”“赁”形式的经济关系.“街卒”负责“街”之不安定因素的“训化”,主要承担治安任务.甘谷出土汉简资料有关“治滞”的内容,说明已经有专职治理交通堵塞的人员.相关信息反映当时都市管理体制已经予交通秩序以充分的重视.汉代都市文化的面貌,可以由这样一个特殊的侧面得以展现.当时社会日常秩序的构成,可以因此有所认识.     

题记画像石研究综述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遗留的刻有图像的石材,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史料,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之为雕刻在石头上的“绣像的汉代史”。题记画像石,即刻有文字的汉代画像石,以最直接的方式解释画像内容,对解读画像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多年来,题记画像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

汉代课役身分是研究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结合传世典籍及其他出土文献,在对前人聚讼难决的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傅”、“老”、“免老”等课役名目及汉代妇女的服役问题,重新梳理了汉代课役制度及丁中制的发展演变轨迹。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汉镜“宜酒”“幸酒”“纵酒”铭文

汉代铜镜铭文中涉及“酒”的文句体现了当时的饮酒风习已经对社会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镜铭所见“宜酒食”“饮澧泉”等表达了汉代日常生活中酒的重要性。“酒如河”“酒而河”希求体现了“酒”的社会需求程度。镜铭中“醉”“酲”“醒”生动体现出饮酒后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从汉画看汉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因素

汉代音乐化是中国封建社会音乐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其在音乐理论形成、乐器种类、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为中国民族音乐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研究和探讨汉代音乐化发展的原因,对中国音乐化“古为今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试图根据汉画考古资料,结合献记载,探讨一下汉代化发展的因素。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前些时日写了一篇关于甘肃墓葬出土简牍的短文,主要是探讨甘肃墓葬出土简牍与社会习俗的关系。经过对出土简牍的排比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甘肃墓葬出土的简牍大体以汉代为界,汉代以前(包括汉代)出土的简牍文书以死者生前用品为主,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死后作为随葬品一并埋入墓中;汉代以后墓葬出土的简牍文书多是为了陪葬而做成的简牍,或称“遣策”、或称“衣物疏”。     

释“别”

(唐五代书仪研究》内(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徵引斯1725号写本书仪有云：“妇人亲迎入室,即是与夫党相识。若有吉凶觐间,日即作书也。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其有吉凶,理须书疏。     

夭鸟入圣域：汉代鸱鸮图像的信仰内涵与阴阳表征

汉代传世文献将鸱鸮贬斥为“夭鸟”，同时期的图像资料却揭示了鸱鸮的另一重文化内涵。今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出土60件不同题材的艺术品皆绘有鸱鸮，它们多“允恭玄默”，与众祥瑞共处“天”所在的信仰空间。鸱鸮性情威猛、夜察毫末，在墓葬环境中被赋予辟邪御凶、引魂升仙等功能。汉代鸱鸮图像兼具自然属性、天文属性与宗教属性，体现了墓葬文化独特的信仰体系。因鸱鸮与五月的属性同为“阳中之阴”，故汉代人选择“阴气啎逆阳”的夏至、五月初五或五月望作枭羹以禳除邪气，这是阴阳从类思想对饮食习俗的渗透。     

过去娶妻是“卖女”

当时有人把广东的婚嫁习俗称为“买卖式”的,因为凡是婚嫁,总要跟“钱”有关一一小编我孤陋寡闻,日前拜访未来岳母时方才知道,客家话中嫁女至今依然是叫“卖女”——礼金需多少,礼饼有几担,金猪要几只？接下来的文定礼、纳采礼、亲迎礼等等,一桩桩接二连三,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博大沉雄的南阳汉画像石

鲁迅先生说过:“惟汉代艺术,博大沉雄。南阳汉画像石,可谓是汉代艺术的首席代表。南阳汉画像石从它被发现到现在,一直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海内外持续着巨大的影响,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探寻和发现其中的奥秘。它被艺术界称为“纯粹的本土艺术”,被理论界称为“中国第一个艺术热情时代”,更在美术史上被誉作“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南阳汉画像石展现给人们的是大气磅礴、古拙素朴、活泼热情的艺术风采。南阳汉代画像石作为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具有汉代石刻画像“博大精深”的共性特征;其次,南阳汉画像…     

汉代“百官所聚”之“府”

“府”原指财货、文书储藏之处。约从秦汉开始,“府”之所指又拓展到“官署”等义域。从汉语史、制度史等层面展开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汉代官员的公务活动空间,与生活活动空间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晰的区隔,“府”与“舍”“家”一般不容混淆;二、汉代诸侯王与君主之间确实存在着“等齐”、“同制”的现象,一般诸侯王之治所、宅邸没有称“府”之实;三、汉代“府”之“官署”义在此后逐渐成为其基本义,它对后世及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仍产生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