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民间叙事中的“伦理悬置”现象——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为例

所谓“伦理悬置”,是指在民间故事演述中时常出现的一些伦理乖违现象,现实伦理既不能控制故事的伦理诉求,又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它在完成叙事这一主要使命的途中,暂时被搁置起来、悬而不议了,体现了叙事对于伦理的干扰作用.从民间叙事的内在逻辑来看,故事情节越远离日常生活逻辑,“伦理悬置”的几率就越高;同时,伦理乖违涉及的对象范围越大,其实际的乖违感就越弱,“伦理悬置”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是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重要差别之一。     

江南水利、河网与市镇——以菱湖镇及周边地区为中心(9—20世纪)

本文以菱湖镇为中心讨论了江南水乡市镇大型聚落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菱湖镇的发展依托于唐末在此修筑的凌波塘;宋元时期,菱湖镇处于江南运河河网的枢纽,移民逐渐增多;明代以来,菱湖地区的水系逐渐被分割,形成局部河网;清初杨树坝修筑之后,菱湖镇的河网向死水化方向发展,民国时期在此河网基础上形成镇中固定的街市;明清时期菱湖镇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营以桑基鱼塘模式为主,形成了高度破碎化的河网,周边地区桑基鱼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托菱湖镇供应粮食、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蚕丝集中交易市场。     

布依族“改汉作夷”初衷及其价值——以孤本《王玉连》为例

《王玉连》是流行于望谟蔗香一带用布依语翻译、以布依族方块古文字记录的叙事长诗抄本。抄本产生年代在清末至民初,由王廷彬、王由戬、黄华祥根据历史故事"改汉作夷"(改编)而成。故事讲述王玉连被王二娘迫害被迫参军,母亲与妻子遭王二娘虐待外出乞讨,王玉连功成名就之后,在朝廷帮助下,惩罚了王二娘,与母亲与妻子重新团圆的故事。改变者的初衷是以布依族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汉文化,丰富布依族文化内涵。作品的改编在布依族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布依语改编本《王玉连》是研究清代布依族文人社会思想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布依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研究布依族古文字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蒋介石应对居里第二次访华的策略——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1942年7月20日至8月7日,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第二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14次会谈.会谈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中美关系外,还包括中英关系、中苏关系、领土问题、全球战略、战后国际关系、英印关系及史迪威的双重地位等.蒋介石的应对策略是:从7月20日至27日,“以刚毅之气应之”;从7月29日至8月7日,“以宽和无求与毋必毋固之心对之”.总体来看,蒋介石应对居里访华“始刚终和”的策略比较成功,捍卫了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中美“斗而不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对中国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1962-196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纂了九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它们除了展示全国民间文艺实践外,还集中呈现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民间文艺发展规划、组织以及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设想。一方面,它们呈现了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宗旨;另一方面,既有对民间文艺概念、范畴、价值以及基本特性之讨论,亦有对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集中引入,同时译介欧美民间文学理论现状,形成了与苏联、日本等"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对话的局面。     

“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以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为中心

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一书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战时的暴力与死亡以及战后的情感与记忆,无辜的平民是绝对的主角。凭借“底层眼光”这一视角,梅著走出了一条相对中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路径。以余治、张光烈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救时言行和苦难记忆,特别是平民群像展现出的江南下层人士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尸体埋葬和死难纪念,凝聚成“底层眼光”下普通人的战争书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史料运用,使得梅著呈现出精彩的学理识见,却也让它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痕迹,虽然这是梅尔清一再回避的话题。不拘泥于所谓的理论或方法,全力倚靠档案找寻、阐释历史细节,是梅著带给我们的治史新思考。     

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建构——以清代《江夏县志》与民间文献《灵泉志》的对比为中心

明末清初,湖北江夏有人编纂了《灵泉志》一书,①它围绕明代楚藩强占灵泉山(今江夏龙泉山风景区——笔者)为陵寝的事件搜集了大量文献,其中主要是族谱、文集与民间口碑传说,惜已无存。清嘉道年间,地方文     

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为中心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同化台湾民众。据台初期,因为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学习“台湾语”,即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并编纂了多部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是当时日军使用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并包括大量的军事用语,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整体来看,这两本教科书较为粗糙,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声调标记,汉字使用也很随意。可见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主要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本质上说,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学习及“台湾语”教科书,是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议”为“记”的范例——解读《昼锦堂记》和《韩魏公醉白堂记》

欧阳修《昼锦堂记》和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均为以“议”为“记”的范例。     

浅谈先秦天文历法与《周易》“乾卦”及“五行”的关系——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

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历日期,以此为节点,按照西周实测历法推算出阴历1～6月东方“青龙”星宿在夜空中运行的位置,并与《周易》“乾卦”的卦辞做相互比较,发现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天文历法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不断思索的智慧结晶!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浅议以“八仙”故事为原型模本的电视剧翻拍创新——以电视剧《蓬莱八仙》为例

＂八仙＂故事由来已久,以＂八仙＂故事为原型模本的影视剧作品更是翻拍不断。本文以神话励志剧《蓬莱八仙》为例,在对＂八仙＂故事原型溯源以及翻拍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浅谈电视剧《蓬莱八仙》翻拍创作的创新之处。     

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

李伯重的新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 550— 1 850 )》从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 ,探讨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 ,对引起争议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李著的创新 ,并不在于引进新方法或刻意去标新立异 ,而主要是研究视角的调整与思维方式的更新 ,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这对于我们如何更加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 ,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 ,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性。     

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

寺观在古代社会向来是彰显王权的重要场所,在地方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以清代为例,名刹古观多为帝王巡幸的重要场所。帝王驻跸及赐额封赏等又使得这些寺观名显一方,甚至成为区域社会崛起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家族势力或杜撰,或夸大“康乾驻跸”的说法,对寺观政治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种现象的背后暗藏着国家与家族共同利益的诉求,入清后苏州玄妙观在城市空间内政治地位的提升即为我们探究此种现象提供了有利视角。     

“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

“庚子西狩”期间,行在与京师之间的通讯经历了复杂的变动。起初因通讯不便且两宫行止难测,留京官员只能通过亲往或转借商递等方式联络行在,行在则多通过差递将消息经保定转寄京城。两宫驻晋期间,为保障行政时效,有线电报逐渐成为京师、行在间的主要通讯载体,一度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西安、保定为两翼的电报、驿递并举机制。两宫“幸陕”后,由于京津行军线、沪沽海线的利用,西安、京师两地凭电报线便可通信。军机处主导了电奏、电旨的处理,其经手的电报视收发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对外电讯的实态。行在电报机制之形成,既有维系清廷有效统治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巡幸传统的回应;虽确保了对外交涉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各方政见歧出对决策与谈判的不利影响,并因电奏体系的调整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体现了电报的“两面性”。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敦煌变文中“阿”前缀的亲属称谓词——以旁系血亲与姻亲称谓词为中心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变文中"阿"前缀旁系血亲和姻亲称谓词入手,从构词、语义、语用、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藉此呈现敦煌变文中"阿"前缀称谓词的面貌、特性和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