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一书读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史志宏先生的新著《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银库是清朝户部三大库藏中最重要的库藏,“为天下财赋总汇”,堪称当时封建王朝的“国库”。清中央政府以“京饷”的名义,将各省所征田赋、盐课、关税、杂税等项收入除去本省存留和省际协拨外全部集中于户部银库,用来开支京师的兵饷、官俸、役食及各项行政费用。     

清代中期徽州婚俗与社会生活管窥——解读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邵氏嫁女收支账册》

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搜集利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相关的文书史料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道光时期徽州邵氏嫁女所录收支帐册一部。     

清代中前期的广西农业经济

通过与前代历史对比,具体考察了经过大力开垦,清代中前期广西农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为认识清代广西乃至全国的经济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     

清代库伦经济雏论

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是清政府在漠南蒙古地区设置的唯一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它的特殊性是库伦旗的札萨克达即是旗内行政最高首领,又是宗教最高领袖。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使得库伦旗在经济方面有着特殊性,即形成了寺院经济,它包括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蓄牧业经济,本文对此加以简要阐述。     

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

本文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江汉平原垸田的一些基本经济特性。文章认为烷田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其土地可分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其形成则分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及先围垸再垦辟成田(围湖造田)两种。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包括水旱轮作制、单季或双季稻作、粮棉等连作混作轮作等。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在地方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heyda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the monetization and sharp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silver stimulated 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merchants groups, and increase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ll reflect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 Along with commoditization and monetization of the economy, monetary supplies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behavior had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The shortage of monetary supplies gave rise to three economic depression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Jiaqing’s reign, and Daoguang’s reign. This study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scholarly debate over the “stagnation” or “growth” of the Qing economy perhaps merely depends on the period of time and aspect of the economy one examines. The two viewpoints can be somewhat reconciled. Translated by Feng Mei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2008, (3): 24–43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文章在探讨清前期的货币体系及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基础上,对16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粗略估算.进而依据清前期的货币流通趋势,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清代前期二百年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认为18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白银的货币化和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推动的长途贩运和地域大商帮的兴盛,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供给量和政府的财政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不足,分别在清代初期、嘉庆和道光时期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萧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关于清代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论"和"增长论"或许仅仅是基于不同时段和不同侧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协调.     

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研究——基于档案的考察

城池建设与维修是封建时代保障区域社会安全、延续和改善城市景观的主要工程措施。清顺治至乾隆时期,陕西以公帑修城为主,而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官民捐修成为城垣维修的重要途径。基于大量清代奏折、咨文、题本、移会等档案,结合方志、碑刻等文献,通过对清中后期陕西各府州厅县103次捐修城工进行统计,探讨了捐修城工背景、类型、频次、捐额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了捐修群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与城工的重点内容,指出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不仅有益于加强城池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而且有助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在促进士绅群体参与公共建设事务、改善匠夫生计、赈灾救民、增加地方学额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清代至民国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消长与生态变迁

清代至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农牧交界带农耕和游牧民族因生存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此消彼涨的纷争和一些不适当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弱化了这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人居自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失衡加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乃至武装冲突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吏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本文依据碑刻拓片 ,对清代北京旗人将土地施舍给寺庙宫观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主要考察施舍地的来源、施主的身份 ,施舍地的对象、施舍地的影响 ,认为旗人舍地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发展 ,又造成旗地的流失。     

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 ,揭示了“分家”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发展周期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在“分家”引起的聚散升降的反复进程中 ,整体上保持着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动态平衡 ;“诸子平分”的“分家”削弱了家庭 ,却强化了宗族 ,使小家庭成为宗族网络上牢固的“结”。     

清代渭河滩地垦殖与河道移徙——基于长安县马厂地的考察

历史时期渭河河道移徙是关中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长安县境渭河的摆动与汉长安城基址、汉唐渭桥遗存关系密切,对沿岸村落、农田、滩地等多有影响。本文基于大量清代题本、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资料,以清代长安县北乡高庙村、席王村、东席村、西席村、中席村、师家道口村、唐家村等周边马厂地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招垦缘起与发展、分布与规模、会勘类型与流程、滩地类型与土壤特质等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渭河滩地冲淤的时间特征、村落、滩地与河道的空间关系、河道"南迁"与"北徙"的变迁过程,指出渭河主河道迟至乾隆、嘉庆时期,仍然距现今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渭桥遗址埋藏区较近;渭河北移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完成的,并不存在由于某一次或某一年渭河涨溢而引发河道"大规模北移"的现象;长安县境渭河河道总体上呈现出"北趋"的大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南迁"也是河道移徙的重要特征之一。     

清代秘密教门——茶门教

秘密教门,通常指的是明代中后期逐渐兴起、以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救世为信仰的各种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简称"教门"。明代万历年间,闻香教(后改名为茶门教)在广泛的民间教派运动中产生。茶门教教内制度森严,所传经卷教义鲜明,传教范围亦很广泛。明末开始茶门教从北直隶向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扩展壮大,到了清代,辗转到安徽、江苏、湖北、福建、广东、台湾等省发展。由于涉及密谋造反,此教门于嘉庆年间被清廷剿灭。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13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

本文以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为论述对象 ,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因素作深入分析 ,认为该地区局地范围内历史上形成的农林并重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利用方式不仅利于生态环境的维护 ,而且极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生态 -生产结构相对优化 ,有着进一步良性发展的潜力。但是由于影响农林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深层次里存在着不合理性 ,使农林经济开发的良性运作缺乏必要保证 ,进而出现地方环境与社会恶性发展的危机。     

清代广西经济治理活动简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广西边疆治理研究之二

清代广西伴随政治层面乱与治的历史进程,在前中期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广西边疆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中法战争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对广西的入侵和影响逐渐加剧并日益明显,"纾民困""固边圉"不仅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广西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时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考察这些历...     

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地区,辖地辽阔,但驻地在江苏江宁府,而江苏巡抚驻地在苏州府,两地相距才二百多公里。江苏督抚同省而驻,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考量。两者权力相仿,地位相同,又各有专责,共担治理江苏地方的重任,因此,地方治理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各本虚公,坦诚合作。总体说来,有清一代,江苏督抚关系在共事中大体能够和衷共济,还呈现出几对堪称模范的督抚;当然,其间也夹杂着双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出现了督抚互参的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