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考核中的问责制度

清代,文官考核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及八法(六法)处分作为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各级主管官员举劾属员均负有行政责任,如果荐举、参劾不实、不当,或滥举滥参,查证属实要进行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核问责制是清代官员考核公允性的重要保障,对各级主管官员据实举劾起到一定的警诫作用.     

何荣祖:刀笔小吏成为“大法官”

正自金朝以来,北方长期处在少数民族皇朝统治之下,皇朝任用官员并不像汉族皇朝那样给予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以优先权,书吏出身往往也可以达到权力的最高层。元代的著名法官何荣祖就是一个典型。一、书吏世家的出身何荣祖(1218—1297年),字继先。他所出身的何氏家族是一个书吏世家,原籍在山西的太原。他的父亲何瑛,在金朝贞祐年间(1213—1217年)通过选拔考试,成为一名书吏。仕途升迁为金朝的明威将     

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之探讨

清代自中央至州县各级衙门,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市有定价。考察存留下来的书吏顶补文书,可知浙江藩司衙门书吏多达两千余人,是定制的三四十倍。顶充者可以自己入署办事,也可因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同一人,吏缺与承事相分离。吏缺具有所有权,可以继承,也可以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以之作为抵押向人借款。吏缺市场行情不断上涨,但顶首银并未昂贵至时人所称的动辄"数千金"以"至万金者"的地步。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似乎说明书吏考满的概率很小。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袭的现象并不突出。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由同行"公举",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要同行商议,更需官府认可。多数书吏实际收入并不高,有些人生活相当拮据。文书所载内容,与制度设计皇帝谕令官府申饬大相径庭,与令典要求和人们想象也颇有出入。     

清代省友、司院书吏与州县省事

清代省友是州县延聘、长驻省城的办事人员,负责州县衙门在省级主管行政机构藩司、臬司及督抚部院的相关事务,诸如办理州县交代册、领解钱粮、投文解犯、打探信息等。其中,关书、使费与文册是省友的受事之源,省友藉此请托司、院书吏援通办理州县省务,甚至在使费支付数目、钱粮领取与某些事务上有"擅专"的空间。然而,这种"擅专"并非毫无限制,省友与司、院书吏携手操持州县省事时,书吏会根据上宪的执政态度与关防严密程度而使相关事务在法律法规及各项省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弹性延伸,省友在使费支付与钱粮领解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州县的牵制。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提高地方衙门行政效率     

中国古代退休制度

退体制度在中国是自古有之,而出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官本位"之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是围绕各级官员进行,所以古代退休制度主要也就是官员的退休制度。中国古代官员退休,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从字面上看,是去当官,走仕途。其     

人浮政滥的宋代官制

人浮政滥的宋代官制吴以宁有宋一代的官制,除有复杂多变的特点之外,人浮政滥则是它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过去人们似多偏重于对前者的考察与研究,而往往忽视了对后者的研讨。本文仅就宋代官员的人浮和政滥,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宋太祖为了改变五代时期兄弟砍杀、父子反目...     

长随行政述论

所谓“长随”,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说,即“官场中雇佣之仆人”。虽云“仆人”,但与当时的“家奴”有别。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说:“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勿去勿来,事无常主”。汪氏指二者的不同,只说得其现象;其实,联系赵说则二者的本质区别——“雇佣”与“契买”明矣!长随的“雇主”是“官场”,准确地说是“现任的”官员。官场中有另一种性质的雇佣人员即书吏、差役,它们的雇主是政府不是官员。长随虽然是主官私人的雇员,而有“家人”、“家丁”的称谓,但它又是服务于官场的,换言之,长随是适应政府行政的产物。     

《湘潭赋役成案稿》所见清代湖南钱粮征收中的官绅博弈

清初湖南在钱粮征收方面存在私征滥派等积弊,这些多征派的银两,按照“分润上司”的方式,层层输送,形成官场的“陋规”。而以湘潭生员石仑森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利用人脉关系,甚至京控,为民请命。而咸丰年间的“湘潭章程”,也是由湘潭举人周焕南等士绅率先倡导,并经过地方知县、知府、藩司、巡抚各级官府反复博弈之后才得以出台。而官绅博弈下的“减赋”与“减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盘踞于征收诸环节中书吏们的牟利空间。而一旦外在的制约不再,各种侵吞依然会层出不穷。     

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以恩荫补官极为盛行,官员子弟入仕多不由科举,而是通过各种名目的恩荫补得正官、散阶、馆阁职、试衔或得赐出身。宋仁宗朝,面对滥行恩荫的状况,范仲淹提出了“抑侥幸”之策。但从内容看,抑侥幸之策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及其亲属利益基础上的一项改良措施,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而崇宁、政和间改订的荫补办法,在指导思想上更没有走出“荫贵”和“荫亲”的框套。北宋滥施恩荫的结果,既加重了冗官之弊,又导致官吏整体素质下降,腐败了社会政治生活。     

宋代的“行滥”

所谓“行滥”,是指质量不合乎法定标准的物品。《唐律疏议》卷26《杂律》曰:“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亦为滥。”《资治通鉴》卷206天圣元年八月戊子条载:“金银器物皆行滥,非真物也。”胡三省在此条下注云:“行,户刚翻。市例为行,市例造金银器贩卖,率殽他物以求赢,俗谓之行作。滥,恶也。”二书的解释虽有不同,但行滥包括以下两个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伪”,即以假冒真,主要指金银等器物而言;二是“恶”,即质量低劣,主要指布帛和各种零细杂货而言。唐代官府对商品的质量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质量不合标准者不准上市货卖,“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唐六典》卷20)。“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     

古代两河流域文字起源神话传说

本文重新诠释了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反映的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认为乌鲁克国王恩美卡不是发明文字的人,而是首先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并首先将楔形文字泥版用于外交场合的人;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反映了苏美尔人的文字神造观;与此同时,《伊楠娜与恩基》也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书写和书吏的定位:在苏美人看来,书写属于手工艺范畴,而书吏就是从事书写工艺的“书匠”,与木匠、铁匠无异。本文还认为,《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的“钉子”(苏美尔语:gag,阿卡德语sikkatum)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楔文字形的概括,可能也是他们对楔文的称呼。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有清一代,据供定案是州县官审断的基本方式。口供本乃"证据之王",是堂谕的基础,也是上级部门覆审的重要材料,而翻检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经当事人签字画押的原始口供并不见于讼状之中。清中后期的堂审记录,称"叙供"更为妥帖。《南部档案》显示,叙供多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叙供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书吏名姓的演变;叙述结构,以道光七年、光绪十一年为界,呈现出三种样态。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情况,但不在同一时间点,区域性特征明显。一般而言,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当,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     

北洋政权与通货膨胀

北洋政权与通货膨胀　郑起东近代中国政府多与通货膨胀结有不解之缘，而北洋政权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手段之卑劣，实无以复加，举凡滥发钞票、滥铸铜元。滥发铜元票、兑换券及流通券、无所不用其极，且信誓旦旦，出尔反尔，欺骗舆论，蒙蔽人民，尤为惯伎。（一）北洋政权制造...     

林则徐的廉政宣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接到任命后,林则徐稍做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即起程。林则徐深知当时钦差出行实际就是一次腐败之旅,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使自己这次出行成为一次廉政之旅,以实际行动抵御当时的恶劣风气。刚刚行至京郊良乡时便发出《奉旨前往产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在传牌稿中首先说明：“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     

李端棻举才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觉得，变法虽然只施行了一百零三天，可这“维新”的百日，的确不同寻常，做了几千年难得的一梦。因此写了这篇祭奠性的文章。开给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日，慈禧假光绪皇帝之名，下了一道诏谕：“李瑞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利部尚书李瑞秦著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做惩。”看了这道“上谕”，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是同情，是愤怒，是崇敬，是惋惜，很难说…     

顶首银:明代书吏顶充之探讨

明代中央和地方衙门书吏前后顶补,世代相袭,吏役期满出让吏缺时,责令补缺之人出备"替头钱",或称"替顶钱"、"顶头钱",即顶首银,此种做法自明中期起各衙门普遍存在,具体事例较为常见。顶首银畅行其道,而且与时俱进,行情看涨,自数十两增至数百数千以至上万两。明代书吏顶补时不但承顶者付以顶首银,而且顶补与出顶双方需要约请中见人,签订顶首文契,并且存在事后找价的现象。明代书吏顶首银之所以禁革无效,既因书吏承充制度规定不完善难以切实操作,也因书吏生涯渐由绍兴地方人群所把持垄断,更因明中后期官场恶浊腐败。官场窳败才是书吏世代承袭顶首银大行其道日益抬高的根本原因。     

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王圆禄于1900年6月发现藏经洞后不久,便给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廷栋赠送藏经洞出土写本;（2）这个事件标志着藏经洞写本外流之始,廷栋是第一个获得藏经洞写本的甘肃官员。本文在对廷栋生平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认为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来到甘肃任职,不可能是第一个获取敦煌文物的官员。廷栋在清末于1906-1908年间任甘凉道道台,于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辛亥革命后于1911—1913年短暂留任安肃道道台,1913-1918年在肃州经商,1918年初被杀。因此本文认为：（1）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只能在1906年以后;（2）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本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以后;（3）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肯定在1906-1918年之间,而1908—1911年间是廷栋搜集敦煌写本的最佳时间段。     

古代官员与“身边人”

正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4篇文章。王光胜的《拉格什王表译注》所涉《拉格什王表》原见于古巴比伦泥板文书,是拉格什王书吏追溯当地大洪水后历史的重要文献,不仅列举了拉格什的历代统治者,而且叙述了农业发生的简要历程。该表之译注,对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有重要文献意义。陈飞的《同步王表译注》所涉《同步王表》是古代两河流域唯一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