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藻年譜

<正>向讀乾嘉諸老著述,時見朱文藻身影,顧於其人學行事迹,所知無多,所見僅《清史列傳》一傳耳。~①史傳記載王杰曾延之至京,佐校《四庫全書》,後奉敕在南書房考校;復佐阮元成《山左金石志》;爲王昶纂輯《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諸延朗齋佐校編訂者皆鉅公耆德,即此一端,可知渠績學博聞,固見重於當世矣。乃今聲聞(?)然,罕有知者。余前纂《武億年譜》~②,朱、武二人嘗同纂《山左金石志》,共事四五月,《志》中多存朗齋之説及所訪諸碑,因漸留意其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从上古图文献看孔子诗学

孔子的知识和思想不仅来源於上古文书、典籍,也来源於上古图文献。上古图文献数量来多,曾作为仪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关系、沟通神灵、象徵天赋权利。从《山海经》、《齐谐》等物怪之书和现存上古图文献看,当时人对鸟兽草木的记录和描绘,其实是对仪式事项的记录和描绘。因此,从本来意义说,“兴观苇怨”、“事父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等诗学命题,谈的不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不是所谓“足以资多识”的博物之学,而是礼仪政教的技能,是对“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这个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张结合上古文化史上从仪式中心到伦理中心的思想转变,结合孔子学礼的过程,认识孔子的知识结构和诗学思想,也了解经典世界和前经典世界的深刻联系。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傅山的评点学——以《文选》评点为例

本文择傅山的评点学典型例之一,通览其评点方法,归结其评点优劣,一可有助集部评点学之参考,二可提示新文选学走向以“阅读作品”为中心的新研究法,此即申论傅山评点学的价值所在。其中包括揭示傅山“主客兼顾”的评点学方法,乃注重阅读作品的“性灵感受”,并加入知识的印证;而其常用的“互见法”,每能见人所未见处,提出重要之见解,有助於《文选》的解读;同时兼用理校法,调和了李善注“释事”与五臣注“释义”的特点。整体而言,傅氏是把《文选》当作文章解读品赏《文选》作品,回归到萧统选文“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的文学标准,符合入选作品的性质。总之,傅山的《文选》研究法是以“评点”形式呈现。但又兼取“注疏学”的特点,故而傅山的评点代表《文选》评点学的里程碑,可视作文选学从“注疏”到“评点”的一次转折关键,启导明末清初文选学研究的新局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何不记“共工”（下）

共工与帝挚,以及“无道”之秦一起,被置於了非正统的“闰水”位置。此即《汉书．郊祀志赞》所称：“昔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不难想见,大约正是基於此一认识,《汉表》将共工从古史帝王谱系中排除出去,不予记载。     

据清华简《皇门》校读《管子》一则

《管子》中有两个令人费解的“食”字,分别见于《君臣》上、下篇： 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君臣上》） 关於此句,尹知章注曰：“君意委曲随於女谒,若食之充口。”俞樾云：“古字‘食’与‘饱’通。《说文．虫部》：‘饬,败创也。”     

《白雨斋词话》“沈郁”说述论

清代词学中兴,其关捩在於重“意格”。所谓意格,如龙榆生所说：“恒视作之性情襟抱,与其身世之感,以为转移。”词之为物,本适於言情,尤其是适於言幽怨芳菲之情。嘉道以降,国势之衰、民生之困,每下而愈况,灵心善感的士子,     

关于“迦沙”

《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载张旭束先生《“迦沙”非陨铁》,认为《汉语大词典》将“迦沙”一词释为陨铁是错误的。有关“迦沙”的记载,见於《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诸书,均作“天每雨铁,收而用之”。此处之“雨”（yù）,意思是像雨一样降落,非指下雨。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常见,     

唐陆善经行历索隐

日本金泽文库旧藏平安中期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二十余卷。光绪间罗振玉影印出版,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集注之次序依李善、钞、音诀、五家(即五臣注)、陆善经排列,亦时附编者案语於後。日本选学泰斗斯波六郎於《文选诸本的研究》中云：“此本所引之钞、音诀,虽均不知何人所撰,却堪称惊人之秘籍。特别是陆善经注,彼我书目一无所记,彼国之人且已久不问其名,诚不可不谓珍贵之极。”又於《文选索引序》中云：“《文选》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     

近代"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

自魏源代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潮流。这些经世文续编传播的“经世之学”构成了因时而变的有机序列,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各部经世文续编基本上保持着体例结构和求变趋向上的相对稳定性。这些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西学则被经世文续编借用来强化其“致用”性。因此,这种“经世之学”就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画上等号。经世文续编所代表的传统经世观含有“道德理性”成分,讲究价值和目的,同西方近代“工具理性”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颇有间隔。     

日文档案中的清末革命者和流亡者

20世纪踟年代,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书”第一门“政治”第六类“诸外国内政”第四目“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的“支那之部”中“有关革命党及亡命”档案,在少数日、中近代史学的论中已有引用。从90年代至今,中国学应用此件档案较多为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毛注青先生编的《黄兴年谱长编》、俞辛焯先生编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俞先生另一书《孙中山     

雪山雄姿 赤子情怀——李于锴《雪山歌》赏析

李于锴(1863-1923),字叔坚,甘肃武威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沂州府知府,“政绩卓然。斐声远迩”(王树楠《味檗斋遗稿序》)。他是甘肃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学者和作家,通经史,工诗文,尤长于文。在京会试期间,参加“公车上书”运动,会同甘肃举人61人署名康有为具草之请愿书,又联合76人,领衔起草《甘肃举人星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甘陇间近代学者,当推凉州李云章铭汉及其子叔坚于锴”(汪辟疆《李云章父子学术》)。著有《李于锴遗稿辑存》,“其文品盖在同里张介候之上,西方学者莫能或之逮也”《味檗斋遗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

齐侯壶,有些学称为洹子孟姜壶,属於最着名的青铜器之列。壶有一对,都没有盖,形制纹饰相同,而铭互有错脱,一件一百六十六字,另一件一百四十二字。两壶出现在清代中叶,最初分别为阮元、曹载奎所藏。随後同归吴云,由於误名为“叠”,以致吴氏的图录题作《两叠轩彝器图释》。现在字多的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字少的一件藏於国家博物馆（下简称“国博”）。壶的图像可看《两周金辞大系》图185、186,铭可见《殷周金集成））9729、9730。《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3,二三,有上博一件的彩色照片。     

评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中外史学交流是中外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学梁启超指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集之四》)可见西学对中学之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     

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

杜甫诗《洗兵马》钱谦益注历来聚讼纷纭,它涉及理解的客观性、历史性,须进一步讨论。本文先从《洗兵马》所处整体语境进行考论,认为该诗作於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较大,反映该时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跃气象”。钱注将该诗主题归结为“刺肃宗”,有悖於文章显示的主导气氛,尤其是认定杜甫对肃宗“不欲其成乎为君”,是无视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观性”。然而文本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阐释者必然参与文本意义之建构,从这一角度看,则钱注将《洗兵马》纳入後半部杜诗之整体,发露文本的潜在意义,又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陆献《山左蚕桑考》述论

《山左蚕桑考》是陆献仅存传世之作。该书以山左12府州为体例,辑录方志中山东历代官员劝课农桑事迹、蚕桑风俗与物产等内容,兼具蚕书与志书属性。该书全篇标榜循吏治世的思想,卷尾多篇序跋构成以陆献为中心的劝课官员关系网络,而辑入的《蚕桑问答》《课桑事宜》《蚕桑杂记》三部分内容极具研究价值。《山左蚕桑考》是乾嘉道零散劝课蚕书的汇集与总结,体现了官员经世致用在劝课农桑中的真实写照与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