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

清末群学同名之下 ,有合群立会之说、社会学和广义社会科学之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群学 ,实由传统典籍中“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思想而来 ,他们关注的中心是政治 ,却希望刚刚传入中国的社会学作为其学理支撑 ,遂以群学名其合群立会之说 ;严复在以群学为名介绍社会学时 ,引经据典 ,也大谈合群保种 ,并以群学为政治学、法学、宗教学等社会、人文科学之总称 ,致使后人产生误解。只有梳理其中的纷纭委曲 ,才能显示清末群学的真实面貌。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旧中国的民族学不能不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新中国的民族学必然起着质的变化。看不见这种变化就不是辩证唯物论者。一、旧中国的民族学首先把社会学传入旧中国的是进化学派的思潮的严复,它译注了《社会通诠》和《群学     

“英国马克思主义暨历史社会学论坛”简介

<正>本论坛的目的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领域对国际关系学的思考。当然英国的历史社会学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思路很有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在英国学界,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是已被许多中国人所熟悉的贾斯廷·罗森伯格的名著《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     

中国绅士研究述评

绅士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介乎官僚与民众之间,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外学对这一阶层的研究,尤其是张仲礼、周荣德对这一阶层的系统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后学的典范和楷模。     

中国民俗学的当下危机与发展机遇（代主持人语）

现代民俗学在其诞生之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与人文学或日文史之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从业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哲学家,文史修养深厚,而研究所赖以展开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文献史料。民俗学的此一学缘造就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差异,     

大笑后的沉思——谈筒井康隆的短篇集《心狸学·社怪学》

《心狸学·社怪学》是日本当代科幻小说家筒井康隆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86年,收入小说14篇:分作<心狸学>、<社怪学>两大部分,每部分各7篇。“心狸学”、“社怪学”按日语读音,与“心理学”、“社会学”相同。作者造出这两个词来,给该是《心理学·社会学》的短篇集作标题是别有一番用意的。想要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自不待言,     

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

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思想界迅速涌起一股以宣传实行“群治”为目的的“群学”思潮。它引导资产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合群”运动,从而把维新运动推上了高峰。它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     

“跨学科视角下的对外关系与民族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

正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和总结新中国外交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动态,促进外交史与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2020年11月21日,"跨学科视角下的对外关系与民族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正华、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出席会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主持开幕式。李正华在致辞中表示,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章太炎社会思想述略

在清末,西方社会学及社会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为国人近代社会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章太炎就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这种学说,提出新的社会观的学者之一。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他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端掉了美国教授的饭碗

去年,我进入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学习国际商贸学。一天,同宿舍的墨西哥同学伊丝比邀我和她一起去听布隆教授的中国社会学讲座。怀着好奇心,我跟着伊丝比去了。不听不要紧,一听真气人。布隆讲的都是些什么呀：裹脚的全过程,裹脚布的长度,中国男人对小脚的癖好及把玩小脚的方式。关键是他并没有说明这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他的话明显在诱导学生：这些事正发生在当今的中国。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库朗热的《古代城邦》

近年来,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在国内古典学领域吸引了一定的关注。尽管是一部名著,但它依据的史料和得出的结论已不被当代古典学者所承认。《古代城邦》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产物,二者讨论着相同的问题,遵循着相似的研究范式。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库朗热《古代城邦》的意义不是摒弃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古典学研究中的运用,而是通过回溯源头的方式,重新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     

陈独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运行规律、社会自杀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社会学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产生提供学术的基础.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以中国社会为研究重点,注重研究中国的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结构、社会阶层等理论课题,这为开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研究的框架体系.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叉社会学的先驱,在中国马克恩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探讨社会系统中的一些因素(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现实社会,一个着眼于业已消逝的既往);它们都把创造历史、并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的人作为考察对象。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二者也有某些相类似的地方。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学和历史学才变得易于共生和共长。在中古以前,社会史学的命运在东方与西方是不大相同的。与古代西方求悟性、辩逻辑、明哲理的思辩式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更偏重于对     

地理学学科研究的科学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

约翰斯顿(R J Johnston)所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既是一本关于英美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史著作和科学哲学著作,又是人文地理学的科学社会学著作。前两种价值已得到公认。本文从作者写作目的、写作内容、论述的问题、内容结构、地理学史或地理学思想史中的科学社会学视角五个方面来重新审视该书对地理学本身研究的科学社会学视角。与已有的经典地理学史及其思想史著作相比,该书是当前唯一的将学科史、学科的科学哲学、学科的科学社会学三种视角结合起来来考察人文地理学本身的著作,也是当前唯一一本以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成为全书基本主线之一的人文地理学理论著作。     

法国勒·普雷学派的中国研究及其影响

勒·普雷学派是西方早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派之一,该学派在19世纪下半叶运用地理学、西方汉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从理论上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恪守道德法、服从父权的典型"族长制家族"社会。这一中国形象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现象的延续,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试图解决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问题以及面对全球化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它一方面丰富了勒·普雷学派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是该学派提出欧洲社会稳定与和平的政治理念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它作为近代欧洲的东方视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性。     

帝国政体与基层社会的转型——读《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历史学与社会、文化研究 以往的中国学研究.多持明显的分工势态。专攻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多注重政治社会、经济组织中上层分子的角色以及制度化的官方社会—文化体系的组成;专攻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中国学者,则偏重探讨非官方的、地方性的、民间的基层社会与文化形态。在历史学与其它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也常存在鸿沟。历史学者侧重政体与政治经济变迁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坚持“过程”这一概念。而政治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则多进行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