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金星砚文化及其发展

星子金星砚,作为“中国十大名砚”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行走千年,早已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历代名人雅士都对金星砚爱不释手。自2006年星子金星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金星砚产业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审视金星砚业现状,传承、弘扬金星砚的人文精神、     

浅探金星砚文化及其发展

星子金星砚,作为"中国十大名砚"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行走千年,早已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历代名人雅士都对金星砚爱不释手。自2006年星子金星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     

说盘龙砚

濮阳市南乐县宋耿村东汉墓出土的盘龙砚,有"中华第一砚"之关誉.砚的主人,据考证为东武阳侯具瑗.砚上浮雕的六条盘龙,其渊源可追溯到《周易》.     

玩元与阮元铭砚

“阮元铭砚”虽在工艺上非惊世之作，但由于用砚之人，显得尤为珍贵，砚上所刻年款，使其献价值更加不可小觑。     

浅说端砚古今之文化底蕴

正说起砚和砚端的历史文化,必须先弄清古时文字的书写方法。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古代文字最初用刀刻,进而用漆书写,因是用刀和漆,故不必用砚。商殷时代,有人发现石墨,将石墨在石片、瓦片上研磨,这就是最原始的砚。秦汉时,砚已作为一种研墨工具被普遍使用。隋唐以后,尤其是自宋开始,砚形砚式增多,出现了端、歙、洮、红丝     

菊花石砚

我国传统的四大名砚为端、歙、洮河、澄泥,除此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石品被用来制砚,亦各具特色,精美异常,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其中菊花石砚奇特美丽,堪称砚中一奇。菊花石砚基本砚式为自然随形,大部分利用天然形成的菊花石纹理,因材施艺略加琢磨而成。有的利用砚而空间雕刻松树、瓜果、残荷听雨、蝶恋霜菊、祥云龙凤等,有的雕成两个随形砚池,使宽大的砚面充实丰满,富有创意;还有的在墨池上加     

山西名砚

绛州澄泥砚绛州澄泥砚产于山西省新绛县,是我国历史上“四大名砚”(绛州澄泥砚、广东高要县端溪石砚、安徽歙砚、甘肃临洮的洮石砚)之一。其它三种均为石砚,唯有绛州澄泥砚为泥砚。绛州澄泥砚以汾河下流的澄泥为原料,经特殊焙烧工艺制成。生产澄泥砚要经过采泥、过滤、沉淀、制坯、烘干、雕刻、烧成、细腊、刨光等九道工序,每道工艺都有严格要求。泥要放在绢袋中,经漂洗淘澄,取沉淀的细泥。绛州澄泥砚图案美观,造型古朴大方,坚     

孙致弥神鱼出水砚

孙致弥神鱼出水砚张晓玲孙致弥神鱼出水砚是河北省文物总店所藏端砚之一。此砚长方形，长１５．９厘米，宽９．８厘米，厚２．６厘米。石质细腻滋润，色泽黑紫。砚石之间有一条１０──１４厘米宽的黄色天然带状斑纹，自砚上侧起，向砚背方向环绕过砚的一侧，直至砚面墨池...     

略述砚的产生及其形制的演变

砚是我国传统的文书用具和工艺美术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砚对传播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受到了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并把它同笔、墨、纸、砚一起称为“文房四宝”。而且,“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     

记十二峰陶砚

近见一陶砚,形甚奇。简记如下,以供专家研究。一全器形状砚为细灰陶制,中部为不规则圆形,下有叠石状三足,上有十二峰耸列。砚面上窄、下宽、斜面、箕形。沿砚首及左右两侧,环以砚池,十二峰夹池并列。池内岸有左、     

康熙制作、赏赐松花石砚考

对康熙朝制作松花石砚的具体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作者通过深入考察康熙三四十年代松花石砚的制作发展过程,讨论了康熙朝松花石砚的发展史。作者通过分析提出两阶段说,特别是使用奏折等资料,梳理了康熙帝赏赐松花石砚的状况,揭示了赏赐对调节君臣关系的作用。康熙帝制砚、赏砚的行为被子孙所仿效,形成了清代特有的砚的政治文化。康熙帝制作松花石砚有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建构自身优秀文化的政治深意。     

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

砚是根据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特有需要产生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身是原始研磨器,而砚最初的汉字表示也并不是"砚"字,而是"研"字。古代文献以及出土砚墨实物材料都表明,从"研"到"砚"的过程正对应了东汉时期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这种演变与墨的形制改变有着直接联系。     

“暗香浮动月正圆”端砚赏析

“暗香浮动月正圆”端砚,质地优良、构图巧妙、雕工精湛,实为端砚之上品。     

墙盘铭文札记

墙盘铭文经诸家释读后,文意趋于明朗,但仍不无遗义。本文就铭文中的“达殷(田允)(畯)民”“亟狱”、”司夔”等语及(能攴)字的内涵加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与墙盘铭相关的(?)钟铭“(?)五十颂处”的涵义。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安文献志》所收《程岩勋德碑》辨伪

《新安文献志》所收撰于后唐天祐十一年(914年)的《程岩勋德碑》,实则节录、删改唐永泰二年(766年)所刻《唐李宝臣纪功碑》而来,为伪碑。《新安文献志》在《程岩勋德碑》和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后所附的程敏政按语,疑点重重,分析表明《程岩勋德碑》可能是程敏政伪造的碑文。     

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

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表面上看较为复杂,但实际上仍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卜辞基本守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它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