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家明确地以欧洲"文明"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及法律权利,从而在国际法中形成了一套规范国际关系的"文明"标准。按这一标准,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不同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野蛮"和"半野蛮"("半文明")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从而建构出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为其瓜分世界和殖民统治寻找法理依据而建构起来的,通过西方列强与非西方国家的互动而形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欧洲国际法传统中"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的产物。     

曾国藩的“矛盾心态”浅析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颇具争议的悲剧性人物,阶级与时代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的争夺,造成了曾国藩的历史双层性格。他既是传道求仁的"理学家",又是杀人如麻的"剃头匠";他有保国保皇的政治忠诚,但迫于局势又不得不师夷西方;"自强御辱"的理想可以激励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但天津教案中"力保和局"的现实却不能帮助他逃脱民族纠纷的大劫。曾国藩的矛盾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政治与民族文化心理都很滞后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

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层累"构建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等西方文明历史各个阶段叠加构成。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一以贯之的现代性,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解决了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强化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等观点。本文试就这种西方文明观念生成的历史轨迹做一番考察,并剖析其叙事模式及历史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它是怎样扭曲历史真相,进而论证如何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国之内外的“文野之辨”——以20世纪初期杨度的世界观念为中心(1902—1911年)

随着传统“天理”世界观的瓦解,晚清中国如何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当中寻求富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重要议题.在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公理”世界观支配之下,杨度从“文野之辨”的角度,对国内外的政治进行观察,揭示出世界殖民体系乃是一种“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复杂关系.在杨度看来,面对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的世界格局,晚清中国的历史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兼及内外”的双重因应之道,即“世界的国家主义”.因此,一方面,他鼓励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杨度心目当中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西风吹拂下的晚清民国艺术

晚清民国,中国艺术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是西风吹拂下的艺术,是中西杂陈、新旧交并的艺术,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被引入作为革新旧艺术的利器。20世纪中叶由于社会原因,中国艺术又从写实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处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关注社会,心系国家,把艺术革新跟社会革新、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内外交困",这一切也都是因为"内外交合"。     

近代早期德意志政治发展特性刍议——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一种反思

传统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认为,自19世纪起,德意志便走上了一条"偏离西方但最终回归西方"的特殊道路。然而,把德意志特殊道路起源放在19世纪的说法遭到许多质疑。不少学者认为,以普鲁士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16—19世纪德意志历史发展所体现出的政治发展的多元性和近代早期议会制的民主性表明:除专制主义传统外,联邦制、民主制、法治也是近代早期德意志的重要传统。这些传统在19世纪之后的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中并没有被放弃,而是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议会民主制并非"西方"国家所独有,专制主义也只是德意志的传统之一。与其说19世纪以来德意志走过一条"偏离西方最终又回归西方的历史道路",不如说其走过了一条"偏离传统最终又回归和扬弃传统"的历史发展道路。     

20世纪：西方列强掠夺我国文物知多少

20世纪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文物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一部极为惨痛的历史。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吐鲁番千年文书、晚清珍贵档案……横遭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实在令全体炎黄子孙痛心疾首与无比愤慨。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     

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于20世纪初,被普遍使用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晚清到民国初年翻译西方历史、接受三段历史分期观念的过程中,较早使用的词是"近世"或"近代",但相比之下,"现代"更能摆脱单纯的时间远近的规定,体现"modern"内涵中的"新异性",因而后来被更多地使用。到五四运动后,汉语中的"现代"概念逐渐通过自我确认获得正当性,一方面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区别,树立自己的一套规范性表述,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从而摆脱了单纯的时间性。"现代"由此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概念,而成为特别的价值观念。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长时间以来,有关今文公羊学说在晚清时期所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似乎已被人淡忘,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历史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改造、发展,回答了民族危机时代的紧迫课题,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至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有力地推进了晚清时期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这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具有新鲜活力的公羊哲学观建立的功绩。在今天,公羊学说对于巩固伟大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即研究本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     

处理好道德情操与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综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调"政治正确",提倡"道德高尚",在许多情况下,乃是一把双刃剑,那些通常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人物,其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正气、高蹈道义的同时,也往往陷入固执偏激、生硬拘泥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这同样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走入失败的深渊,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众所周知,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党人,明季的东林、复社等君子,晚清的清流,从其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一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     

11—17世纪俄国对日本的早期认识

深入研究俄日早期的相互认识是探寻俄日关系历史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和领土之争的关键。研究俄日关系史就应该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6—17世纪俄国主要通过东方阿拉伯国家、蒙元(中国)等第三方积累起对日本的早期认识。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开展,俄国人对日认识不断更新和拓展。这些早期认识为俄日的正式建交提供了潜在助力。从17世纪开始,伴随俄国的远东疆土开发,俄国获取日本之消息的渠道趋于直接而畅通。本文立足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从地理和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俄国对日本从模糊、片段式的了解到逐渐准确、详细的认知过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呈现俄日早期关系的发端。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

正清兴明亡并没中断、也不可能中断中国的历史进程,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依然会表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一脉相承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清前中期历史的发展,是中国作为大国文明的历史发展延续,尽管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的历史还是各个"民族的历史",彼此之间相对的"封闭"     

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     

“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

杨崇伊出身常熟世家,拥有翰林名衔,拜入翁同龢门下,联姻李鸿章家族,外表风流倜傥,一度是晚清政坛少有的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迨至甲午战后任职御史,他却出面为"后党",为李鸿章代言,首劾强学会,再劾文廷式,接连予维新官绅与"帝党"以重创。戊戌年间,又是他率先出首康有为和吁请慈禧太后训政,致使朝局发生同光以来最大的翻转。继而杨崇伊内结庆亲王,外联刘学询、庆宽,密谋"联日杀康"而未果。光绪二十五年冬,他外放汉中知府却不甘远仕,又借庚子事变之机,参赞李鸿章幕府,主持京师救济局,卒因贪黩昭著而遭驱逐赴任。晚年更因持枪夺妓,被两江总督端方等参奏革职,身败名裂。作为晚清政坛的有名人物,杨崇伊以其独特方式参与并影响了高层权力运作,同时也为认识晚清言官制度的流弊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术提供鲜活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