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模式及其启示

美国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始于19世纪后期,在20世纪得到全面重视。就其治理模式而言,大体经历了管制与命令、市场与激励以及区域合作共治三种形式。三种模式相互进行,但后两种模式日益得到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应在以管制为主、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区域合作等方面全面推进。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环境污染由来已久。早在14世纪初,英国就注意到了煤烟污染;17世纪伦敦煤烟污染加重时,有人著文提出过改善大气品质的方案。不过直到这时,污染只在少数地方存在,污染物也较少,依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尚不至于造成重大危害。环境污染发生质的变化并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则始于18世纪末叶兴起的工业革命。     

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进展

国内旅游地理学研究比西方国家晚了整整60年,全面了解国外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对于国内相关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全面回顾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述了其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最后对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研究进行了总结: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开始朝着成熟阶段发展;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研究是随着现代旅游现象的出现而出现,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而发展;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者脱离地理系的事实,严重影响了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学科内的发展,这种趋势一定要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警惕。     

西方国家的官邸制度

正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并探索实行官邸制。"探索实行官邸制",寥寥数字,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引发各界颇多关注。"官邸制"究竟是什么?鲜为国人所知的"官邸制"(official residence system),是一种官员的住房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且已实施多年。     

西方国家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本文介绍了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的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阐述了为什么空间学派的兴起是城市地理学成为独立分支学科的标志,以及空间学派的哲学基础和技术保证;认为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的产生促使了城市地理学的多元化发展。     

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弄清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做为一个时态和阶段性概念,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产物,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激烈竞争的必然结果,其核心价值是科学、人本、法治、公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形式和路径选择是党领导下的民主化、法治化。     

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

正定价:39.00元内容简介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研究员金江军、中央党校信息中心巡视员郭英楼编著的《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依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根据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精神,广泛征集中央党校省部级、厅局级学员的意见,以政策、方法、对策三个层次分别解读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进展及启示

西方国家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思潮,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总体上看,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经历了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演变,空间类型包括族裔飞地、族裔社区和族裔郊区,移民聚居区经济经历了单个案例到不同案例的对比研究,形成机制方面从民族团结理论转向不同作用者和空间生产理论,此外,西方移民聚居区还加强了反作用和空间效应的研究。本文在评述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现状,提出中国相关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之处。     

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迁居研究进展综述

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迁居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60年代中以前,从人类生态的角度出发,研究人的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经济收入对人口迁居的影响。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从数量分析、行为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迁居的空间特征、数量模式、迁居行为、住房链。70年代中至现在,从社会结构深层角度来研究迁居,并对绅士化现象作了全面研究。     

北约与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1969-1976)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1969年组建的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为载体,积极介入社会领域尤其是环保领域的事务,这被视为北约除防卫协作和政治协商功能之外的“第三维”。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把空气污染治理列为第一批试点研究之一,围绕空气污染评估、空气质量标准、污染控制技术、空气质量模型、低污染动力系统开发等重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研究和推广活动,切实推动了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通过积极举办空气污染治理专家会议或推动国际环保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国空气污染治理的信息传播和经验交流,增进了跨大西洋社会的团结。其间,北约盟国特别是美国以试点研究的相关成果为依托,尝试推动同苏联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西方政治缓和的重要副产品。但是,美苏之间的双边合作并没有全面地实现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环保合作,全球范围的环保运动仍然任重而道远。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

<正>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秦汉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其作用重大,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研究。一、秦汉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经济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设计,大致奠定了整个秦汉时代的制度基础。为了维护和巩固秦汉王朝的统治,这套体系庞大的经济制度主要用以规范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经济权利与义务。沿袭先秦以来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秦汉国家设置了相应的制度规范。《汉书·食货志》称:"士农     

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正>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4)两税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税,"无虑十倍",(5)又称北宋财用"十倍于汉,五倍于唐"。(6)程颐说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无内乱"。那么,北宋财政能力从何而来,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如何?本文在已有专题研究基础上,拟做一综合和整体的讨论。     

略述西方国家的农业政策与管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西方国家虽然工业化发展较早,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政府对农业的计划管理、财政补贴、科技力量的投入等,都是非常重视的。这里略述美、法、日本、以色列四个国家的农业政策与管理概况,它们各有特色。     

论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复杂性不断增加,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要注重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重点在完善制度建构、加强价值整合、注重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激发社会活力、筑牢边疆安全等方面进行强化,实现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京津冀空气污染现状分析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随之而来,北京、河北已成为雾霾的代名词,天津的空气质量也不容乐观,本文选取京津冀三个代表城市（京津石）近期AQI日数据,作相应分析,并得出结论。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思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已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采纳与使用,并已成为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主导模式的官僚制日显步履艰难、但仍持续运行之时,新一轮政府改革思潮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这一改革思潮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理论影响下,以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否定为突破口,提出了“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政府新模式”（New Public for Covernment）等口号及一系列新的革新理念和改革主张,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综述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治理”的基本要义,学界逐步将问题意识聚焦到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治举措的运作机理上,并从财政、经济、边疆、民族、灾害、环境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治理”的实践意涵,进而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完善提出真知灼见。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整体性、贯通性研究,加强多学科协同。     

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正>众所周知,国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最优)绩效,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北魏政权而言,财政体制变迁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权力和自耕农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北魏财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陈寅恪、陈明光、李锦绣、严耀中、逯耀东以及渡边信一郎等先生都有专门论述,无须赘言。但如果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学界似乎少有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