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北方安全、东南方严峻的基本态势;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险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国际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两大外部因素,中国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两个重要内因。事实证明,内因比外因重要。     

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苏联资深外交家、汉学家顾达寿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工作了12年,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化。     

论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在周边关系中的运用

中国安全观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明确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成为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是:从内涵上看,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从目标上看,寻求共同安全;从手段上看,以合作促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     

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正中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深受冷战体制的影响,海湾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海湾地区格局变化和中国自身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海湾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开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1989—1991年之间)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在苏维埃共产     

论1950-1970年代的美泰关系

1950—1970年代的美泰关系与亚洲冷战密切相关。亚洲冷战格局形成后,两国逐步结成双边同盟,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密切合作。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根据全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亚洲政策,致使美泰关系由盛转衰。     

论冷战后东盟与印度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 ,东盟实施了“大国平衡”战略 ,印度政府推行“东向政策” ,双边关系开始转变 ,在经历了 2 0世纪 90年代恢复接触、增进对话与合作阶段之后 ,2 0 0 0年以来东盟与印度关系进入到深化合作、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格局发生剧变 ,双方都有追求经济、安全利益的共同需要     

对近年来国外雅典民主制研究的思考

雅典民主制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西方学者在对雅典民主制研究的选题和价值评估上,体现了更多的热情和政治色彩,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和新成果。本文梳理了西方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学科史的考察。     

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

一、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历程 中国与朝鲜毗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历史上由于政治、民族、迁徙及战争等诸种原因,两国边界几经变化。中国对中朝边界史的研究,严格地说应始于20世纪初。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今。     

从洛迦诺公约看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是影响两战之间欧洲政治、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不介入、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成为促使欧洲安全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而引起的欧洲动荡局势危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坚持原有政策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以维护其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官方不参与,不承担政治责任,但以经济的、非官方的形式参与。1925年美国在洛迦诺公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充分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的国际政治因素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至此,两个对抗了二十多年的大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的这一变化,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也是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中美关系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根本性的转折,除当时两国决策者的因素之外,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国     

从东盟峰会看东盟的南海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东盟南海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到《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东盟逐步形成了参与和协调南海问题的一系列机制,折射出东盟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断微调。中方倡导的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既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南海问题本质的思考,也照顾了东盟对南海问题的不断关切,这对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移入与回流:澳大利亚香港移民迁移趋势的转向与启示

论文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香港对澳移民潮的兴起与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对澳移民趋势的转向,分析了移民趋势转变的原因与影响。研究显示,香港对澳移民最早可追溯至晚晴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历史最高峰,此后,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急速下滑,且由澳回流香港移民数量稳步增长,乃至于逐渐超过香港对澳移民人口,从而造成香港与澳洲之间人口迁移格局发生重大转向。其背后既有香港经济发展、政府清廉度提升、香港回归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亦有移民个人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香港移民迁移的变化,扭转了香港对澳人才流失的基本状况,提升了香港社会国际化水平,但也增加了香港民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这一切,为中国内地国际移民管理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共沿袭革命战争年代重视思想政治的传统,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而60年代前期结合“四清”所开展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节。     

使命召唤中国力量初现吴哥

庄严承诺精心布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长年的战乱导致柬埔寨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各派政治势力相互争斗。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柬埔寨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妥协,使柬埔寨国内局势出现和平的曙光。正是在这尚未完全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协调下,开始了国际社会援助柬埔寨保护吴哥的行     

理解革命发生学的新路径和新视阈——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

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启蒙精英阶层就已意识到公众舆论在当时政治与社会中的重要影响。19世纪以来,史学家们也在不断地谈论旧制度末期的社会精神或公众舆论,希图从中找出革命的精神源流。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才成为史学家专门关注的对象。西方学者或追踪政治话语的变化,或关注民众的日常言论,或研究旧制度下的公共交往机制,以把握该时期法国社会集体政治意识的转变状况。     

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与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是由密切转为恶化的逐渐变化时期,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苏联外交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海湾战争与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评析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土耳其奉行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土耳其中东外交服务于其西方战略,长期以中立和不介入为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土耳其必须重新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海湾战争为土耳其重新实践其外交政策提供了机遇,土耳其在中东开始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型外交政策。海湾战争成为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分水岭。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政策与土耳其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恰好吻合;伊拉克战争则表明土耳其中东外交与其亲西方外交之间的不协调性。     

90年代以来西方绿色和平主义理念的新发展

绿色和平主义(Green peace),又称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新兴的政治思潮,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的意识形态,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依赖极为活跃,对西方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思潮提出了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党已经遍布欧美各国,包括日本等东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思想理念又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