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谋害我的内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政府派人拉拢我回南京,说是搞日本问题的工作。当时我在日本专心研究日本经济已有４年,认为只要能找出日本的经济弱点,就能打败日本。由于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我便盲目回到南京,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一进门我才发现,这里既无一份日本报刊,更无一点为抗战而研究日本的气氛。后来有人悄悄地对我说,这是专干暗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只能活的进来,死的出去。这时我才知受骗,痛恨自己政治上幼稚。误入陷阱,怎么办呢？逃跑吗？没有勇气！只有一心研究日本经济安慰自己,决心不做危害人民的坏事。１９３８年,我在…     

1951年,我在朝鲜的一次惊险行车

我今年83岁。1944年4月6日参加工作,3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3日,我当上了图们机务段蒸汽机车司机。1951年1月25日8时,图们机务段党委书记谢伟军派人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我知道肯定有重大任务了。因为援朝运输工作一开始,我的JF型206号机车便进入了一级战备。     

忆“农民水利土专家”路银

我和被群众誉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相识于红旗渠工程开工的1960年。 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在悬崖上除罢险,下落到离地面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正在搞测量的人把我叫住了：“喂,同志,你帮个忙怎么样？”我回答说：“行啊,你说吧!”“你帮我在石头上画个记号就行。”说着,他让我用绳子将一把尺子吊上去,然后根据他的指挥,用红漆在石头上画了个点儿。     

我们是怎样编修《广西通志·妇联志》的

我原来在桂平县志办公室工作,是县志副主编,1986年11月调来自治区妇联专职搞妇联志工作。1993牟7月又调来一位副处级调研员邵祖琴同志,《广西通志·妇联志》便是两个人编纂。1996年11月,我们向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上交了终审稿,目前已进入编辑出版阶段。我们的修志工作得到     

主客场婚宴

表哥结婚,给包括我住内的很多人留下阴影,闪为折腾。新娘来自某苏南富裕城市的人户人家,为显示平等,婚宴办成“主客场制”,一星期内,两座城市各搞一场。在广州工作的我,不得不为此飞了两个来回。     

毛泽东晚年的三个愿望

1961年8月,毛泽东住在庐山。一天临睡前,他和卫士张仙朋讲了许多心里话。他谈到,他晚年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我不当知识分子,当劳动者。这样我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可以多活几年,不吃猪肉,只吃鸡蛋、青菜,安眠药也可以减少。最近25年来,从延安时期起,给我派这么多人,吃得又好,我非常不舒服。我下放可以使我做调查研究,不当官僚,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我参加了黎元洪墓的清理

1966年5月或6月的一天,天气已有一些炎热．但还不是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正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上班后不久,接到武汉市文管会蓝慰同志的一个电话,说黎元洪的墓已被红卫兵炸开了,请省博物馆派人去清理。当时武汉市没有博物馆,没有考古所,也没有搞考古的专业人员,文管会仅蓝慰先生一人分管文物工作,他虽然是考古行家,但毕竟只有一人。     

敦煌探艺第一人

敦煌探艺第一人赵毅１９６３年４月,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王书庄率领专家考察团来甘肃进行文物考古调查。省文物局文物处派我搞接待工作,使我有幸跟随专家们进行从天水麦积山到敦煌莫高窟一线３０多个文物点的考察。从酒泉到敦煌,汽车在简易公路上颠簸,行进困难,大家便...     

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花溪

1960年4月底,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到了贵阳。周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江苏涟水县人,相隔60多里路。我于1938军参加革尚后就在这一带搞武装斗争,打游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进了淮安城,并受当时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的指示,照顾过周恩来副主席婶母一家的生活。解放后,我调到贵州搞妇联工作。1958年前后,我三北亚参加全国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见到邓颖超大姐,还谈起老太太的情况。老太太已来北东,常提到在淮安时有个胖胖的女同志关心我家疾苦,送粮、送衣。当邓颖超大姐知道那姑娘就是我时,高兴地对我说：“原来是你…     

“支左”小记

1968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方某海军舰船修理部工作。报到后,还没上满一个月的班,领导就派我去江对面一家造船厂参加“支左”去了。“支左”组把我安排在一个300人的铸造车间搞斗、批、改。 一日,上海某机关来了两个外调干部,来厂落实该单位一位干部党籍问题,此人入党介绍     

我的那些印度朋友

有人听说我要到印度去搞些民族考察,大惑不解。情况究竟如何呢?其实,只要您听完我下面讲的一组亲身经历的故事,便会自然有了理解。 一、全宿舍都是熟悉的面孔 刚到印度的时候,究竟能否在短时间内找到考察对象和合作伙伴,自己心里没有底。可令我惊喜的是,当我一走进德里大学宿舍,便发现,全都是一些极为熟     

难忘的岁月

一 时光回转到３０多年前的１９６９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时期，也是我大学毕业经历了７个春秋的工作锻炼，而热心干事业的风华正茂年代。可是，由于我工作在“臭老九”成堆的专业设计室，也就当然地被“一锅端”，来到城郊农村一个耕牛交易所用来圈牛的牛棚里。按“班、排、连”建制住下来脱产搞“斗、批、改”。 所谓的斗批改，实则是在搞“派性”运动。每天就是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找岔写大字报搞人身攻击，或者偶尔点出一个“死老虎”搞大会批斗，成天无实事可干。其时，确有人练就了…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把我推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历经风雨,感慨颇深.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改革;1992年创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任主席.直到1995年离开第一线岗位.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银行体制改革,90年代主要是搞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下面我就亲历的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作一回顾.     

我掩护革命同志的纪念品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但那些年头掩护革命同志的事,还記得很清楚。在1943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有人輕輕敲門,我出門一看,地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位对我說;"大娘,別惊慌,我們是自己人,今天想在这里躭擱一夜。"我便把他們安頓下来了,他們在我家里做这做那,象我家里人一样。我从很多同他們联絡的人的谈話中,知道他們都是革命的領导人,肩上都挑着革命的重担子,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心里經常盘算怎样小心地保护他們。我家虽是半山上的一所独立屋子,但山岗上来往的人不少,怕走漏风声,便假称他們三人有的是     

激情燃烧的大学“回炉”岁月

正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

正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在一次会上,李先念副总理提出,搞经济工作的人应该到西方国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还指名要我出去看看。根据先念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先后四次出访,考察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     

我所经历的批斗彭德怀

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是在1958年12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当时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12月1日早上大会通知彭老总要在国防部大楼会议厅接见大会的军队代表。我有幸和其他搞技术工作的代表被安排在下面第一排就坐,差不多和彭老总面对面。他那时刚好60岁,     

这样的戏剧艺术家──纪念焦菊隐诞辰90周年

这样的戏剧艺术家──纪念焦菊隐诞辰９０周年曹禺焦菊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２０年了,今天,纪念他９０周年诞辰,真是感慨万端,简直不知从何说起。多年来,我每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见着数十年来搞艺术的同行和同事,便不由地怀念这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的朋友。我常想,...     

声音

我们现在正在搞城镇化,最近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地用城市的扩展在侵吞乡村的土地,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对这样一种现状自然感到非常困惑。我是一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经历过饥饿,深深地知道粮食对人的重要性。所以我总有一种担忧,担忧有一天突然没有粮食了,那个时候中国人会怎么办？——莫言     

忆《风雨》的创办和抗战期间河南的统战工作^①

1937年8月10日左右,我从上海到开封,通过刘子久②同志同河南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组织上决定让我留在开封搞文化宣传工作,我同开封文化界的嵇文甫、范文澜、方天逸（国民党苏鲁豫皖办事处主任方觉慧的侄子,中共地下党员）、冯新宇（《河南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