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司马迁的伟大与悲壮

司马迁（前145～前86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人。其祖上世代皆为史官。父亲司马谈（？～前110）,官至太史令,主管朝廷档案图书整理以及历法、封禅等事宜。已始编《史记》,但壮志未酬,临终不得不嘱托司马迁继承遗志。     

谈司马迁是河津人

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享誉古今中外。但他的生年,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历来学者多有考证和推测,众说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本人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今年应当纪念他诞生2150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又缺乏记载,实在令人惋惜。唐代学者司马贞写《史记索隐》、张守节写《史记正义》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司马贞于《自序·索隐》“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囗(按,夺一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司马迁受宫刑

司马迁由于议论李陵而受宫刑,前人对此事的谈论已多。但是,他受宫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对于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究竟该怎么看,我觉得还有一些话可说。一、李陵其人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说他“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李广利伐匈奴,汉武帝命李陵在后面“将辎重”,李陵不肯,自请独当一面,于是遂使率五千步卒而出。结果,这支步兵恰好遇上了匈奴大队。李陵及其部下当时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司马迁说他“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干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李陵的投降应分为假降阶段和真降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宫刑,史有记载。倪昭敏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指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他根据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指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也只能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倪昭敏同志的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他使用的论据是虚假的。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辨护

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一般都认为司马迁遭祸是由于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最近,倪昭敏同志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李陵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兵败被俘的。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其投降匈奴是在天汉四年全家被杀以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李陵兵败被俘不久,其受刑则是在天汉三年,而这时李陵显然还没有投降,司马迁怎能是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官刑,史载昭然。倪昭敏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认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而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故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认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只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特将个人的读史心得提出与倪昭…     

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李白是李明振族叔

拙作《李白先世之谜》一文(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曾阐明李白属于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杨隋李穆一系。现以拙作的辩析论断进而探讨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正可得到互为印证、相得益彰之效。本文所据的史书资料,最主要的有下面这一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陇西李氏、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藏”,均李暠之后弧暗ぱ簟?李伦五世孙文度之后,四曰“敦煌”,李陵之后;北魏时改姓丙;唐高祖时复姓李氏。(据胥树人先生:《李白和他的诗歌》第15页之转述)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历史学起源甚早，可追溯到几起年以前。但每当我们提起中国历史学的千源和发展时，首先会想起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自从《史记》的问世，中国历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开始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出绚丽的异彩。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BC145年），卒于汉阳帝拾元元年（BC86年），生活于西汉王朝最强盛的时代。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大致与汉武帝在位时期相终始。司马迁祖上世代为史官。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初期的太史令，其职责娃执掌天文星历、占卜祭…     

司马谈与《史记》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之于《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成文论作。其中《论六家要指》一文,是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不仅反映了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司马谈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史记》能成为千古不朽之作,是与司马谈的努力分不开的。     

司马谈作史补证

顾颉刚先生《司马谈作史考》,曾考定《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篇“成于谈手无疑”。①并推断:“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实是慧眼独到。可惜缺少“纪”的例证。在我看来,《孝文本纪》就出于司马谈之手。如不谬,则可补顾先生论据之缺。《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这透露了本篇为司马谈所作的消息。“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末成于今”,这个“于今”,理当迄于作者记述之时,显然是在“改正服封禅”之前。据《文帝纪》、《封禅书》、《历书》,由于方士公孙臣、新桓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公刘邑与九陵水

公刘邑与九陵水●路笛··场险恶的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所以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示要远离险恶之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如果说李广、李陵的悲剧尚有些“不知而为之”的意...     

论《李将军列传》

《史记》中的传记文字,有不少精采的篇章,《李将军列传》(以下简称《李传》)便是其中之一。《李传》体现着司马迁进步的历史倾向,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在《史记》人物传记中极富特色,无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堪称上乘佳作。 1 李广是司马迁所景仰的名将,而他又正是为李广的孙子李陵辩护受腐刑的,因此他对于李广悲剧的一生自然特别同情,对汉廷的刻薄寡恩当然更深有体会。《李传》深刻的思想性是和它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密切相联系的。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读《史记·孟荀列传》

《孟荀列传》历来被认为是《史记》中疑义较多之文。第一,以“孟荀”名篇而孟荀事迹极简略;第二,《自序》所述作意为“猎儒墨之异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事兴衰”,孟轲是儒家嫡宗,被尊为“亚圣”,荀卿以“大儒”自负,韩愈亦以为“大纯而小疵”,何以列之于“儒墨之异文”?第三,《自序》“明礼之统纪”为要旨,篇首于“利诚乱之始”发无限感慨,而篇中甚少谈及“礼义”及“兴衰”者,是原作即疏漏或传写有讹脱?衡之以一般文章常规,这些问题也都切中要害。但是,天下文章本无常法常轨,唯以达情抒旨为上。其见愈深,其旨愈远,则其文愈“微而显,续而绝,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孟荀列传》正是这种文章,“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见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引自吕祖谦《大事记》）欲究《孟荀列传》之大旨,必须先明确司马迁的身世和思想观点上的一些特征。第一,司马迁不仅有深厚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喜生谈、谈生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一开始就以峥嵘之笔叙述了时历千祀“世序天地”的家谱。紧接着又以顺流之势写其父司马谈“无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