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工作 努力奉献

我父亲戴见能是台湾省云林县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为生计与几位乡亲结伴来到大陆,几经辗转,后定居于刚解放的武汉.1950年底我出生在武汉市.     

我的成长之路

我于1946年在武昌出生,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小学教师.1948年父亲回老家台湾彰化探亲.从此,他与我们天各一方,一别就是40年,直到1987年才得以回大陆探亲.40岁的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生命之光——省政协六届文史委主任李蓼源先生纪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得一忘年交,足足矣!李蓼源先生古稀,长我二十有余,交往又甚深,自然算得上忘年交.可以说,这许多年来,受先生的教诲,其收益全在我的长进之中.结识先生,说不上偶然,因为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上,父亲有惺惺惜惺惺癖好,常由衷赏识他的同僚蓼源先生.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晓先生传奇式经历的,也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为先生入党之事招致非议.我向来求知若渴,说不上在哪个时辰,悄然拉开了与先生交往的序幕.     

蒋介石为何要杀杨虎城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一、父亲与凌容众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     

多重角色的文艺女兵

人物名片:毛志红,江夏区政协常委、区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区文联主席. 在北京,我跟随军人父亲在部队大院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父亲博学多闻,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经常站在他身边一边研墨,一边欣赏.我10岁那年,父亲转业回到家乡江夏(当时的武昌县),进入宣传部,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那是改革开发初期,我们回到这个"君子...     

复杂坎坷文学路--皖籍作家李良杰素描(上)

李良杰先生是我平生所结识的第一位作家,也是令我钦佩和敬重的作家之一. 细细想来,自己之所以喜爱文学和写作,与李良杰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情深意长的关爱,也是不无关系的.李良杰先生与我的父亲、母亲都曾是一个部队的战友,父亲年长于他,因此,我是称李良杰先生为李叔叔的.     

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难忘的岁月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十二月初三, 我出生于无锡胡埭西溪大听上一个贫苦的百姓家庭. 我的祖母在我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 祖父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在逃难的路上突发急病而亡, 父亲在本村村民的帮助下把祖父安葬在异乡义塚,尸骨都没能带回家.     

找回父亲李锐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11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从来也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5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     

舅父来大陆寻亲追忆

我母亲郭碧玉,台湾省台中市人.母亲家中兄弟姐妹16人,她排行第五,有一个舅舅排行十四.早年,母亲家中贫寒,她很小就出外做工,协助父母抚养弟妹.我母亲的勤劳与善良,在这个舅舅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父亲是浙江人.1948年我舅舅9岁时,我父亲患病,在浙江省镇海县老家治病,我母亲携带襁褓中的我从台湾到浙江探望.那料,我父亲不久就病故,而我和母亲又因众所周知的情况,回不了台湾.我母亲与舅舅断了联系,一晃就是40年.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准予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次日,我舅舅立刻到有关部门办理赴大陆探亲的手续,他是台中市第一个申请者.他因担心一时难以找到我们,便设法加签到6个月的探亲期限.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     

黄炎培与毛泽东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共和国开国时的副总理,可谓一生传奇.在旧社会,父亲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作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期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发人深思.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父亲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经远离,虽然我国已跨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但父亲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难和曲折,始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许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父亲传递了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信函

我在整理父亲生平材料时发现,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贝德士信函是经由我父亲传递给国民政府当局的。我的父亲黄溥(1896-1982年)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是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父亲是长沙     

我的父亲戴安澜将军

我的父亲戴安澜将军戴澄东（一）在这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候,我深切怀念我的父亲。５３年前,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浴血搏斗中,年仅３８岁的父亲,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父亲就是爱国将...     

我儿时记忆里的抗战

我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冀中平原一个不是很大的乡村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年抗日在外。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来与父亲同住前,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两次短暂的模糊的记忆。所以,虽然我内心对父亲十分崇敬,而要叫声“爹”却是较难出口的。我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我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未给父送终：周恩来的终生遗憾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时期,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我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因为生病,我曾与周恩来的父亲周邵纲老先生、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等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