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在晚清铁路外债举借过程中,洋务官员逐步有了成型的、带有明显思想倾向的外债观,芦汉比国债款交涉是典型的蓝本。其核心是在依赖心理驱动下生成路权与债权交换的主导思想。在体现外资合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排斥商股、模糊抵押权限、利用外资形式偏执等诸多偏差,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排拒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铁路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奉系自建铁路为中心的考察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当局着力推动东北铁路交通的自主化,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建铁路体系,使东北成为中国铁路自主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自建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改变了东北的交通运输格局,改善了东北部分地区农、林、矿等各类资源和物产的流通困境,促进了东北的资源开发,形成了新的铁路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对东北的移民开发与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略论满清政府严禁西南人口贩卖政策之流变——以“改土归流”前后的贵州为例

雍正年闾,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前后,针对长期以来人口贩卖给西南地区造成的巨大动荡,清廷辅之实施了一项严禁人口贩卖的政策,希图达到“以靖地方”,进一步巩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清朝政府在西南贵州严禁人口贩卖政策中的最终流变,除了在改土归流中时间过长、俘虏众多、军饷缺乏、军纪败坏、流官贪婪成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它继续保留历代封建剥削阶级养奴的恶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满清政府最终成为人口贩卖的主犯,恶化了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民族冲突不断升级。     

以“贵矿”为主体的贵州詹阳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扭亏增盈

“贵矿”是贵阳矿山机器厂的简称。该厂曾是贵州历史上最悠久的制造业之一,具有6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建筑机械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主导产品w4—60c挖掘机在同行业中最早获得国家银质奖,挖掘机产量曾占同行业的40％左右,该厂生产     

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史分期理论

研究历史有多种思路,既可以自上而下地顺向研究。也可以自下而上地逆向追溯,当然还可以以某个问题为中心进行全方位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国史分期理论就要在明确国史学理论学术坐标的前提下,论证国史分期的理论资源,阐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史分期理论的贡献,论述国史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贵州”的建设——以贵州文史研究馆工作为例

敬老崇父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票志。该文以贵州文史研究馆为例,通过五十五年工作回顾,将中国老年知识分子的“老有所养”赋予新的含义。针对后工业化和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省情,强调以新的视角,将“多彩贵州、绿色贵州,文化贵州”展示于人,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以西南古驿道区域民间故事为中心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西南驿道区域,提供了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空间,民间故事作为媒介物得以在各民族间活态流动着,成为联结民族情感、道德传统、生活习尚的载体。文章研究各民族之间民间叙事交流的习惯和路径,将民间故事作为历史记忆并追问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讨论探索其对于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意义,总结民间故事表达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包含的民族文化集体认同与国家观念,展示西南地区多民族互嵌和融的良好生态。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各势力的政治博弈——以“西南联合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岑春煊、唐绍仪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地方实力派,国会议员,护法海军等几大势力的联合行动。几大势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护法”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又为争夺护法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西南联合会议”取代“军政府”的方案,最终,“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与“有实无名”的西南联合会议合并,大元帅孙中山被排挤,黯然离粤。西南几大势力暂时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珍重生命：构筑校园安全“防火墙”

2010年3月29日是第15个“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地开展各类校园安全教育活动。然而,就在这个3月里,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校园安全事故,让人震惊而痛心。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程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浅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记载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

通过对《华阳国志》与考古发现墓葬分布的对比分析,初步得出汉末西南地区的"汉夷"格局大体上是: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巴西郡、梓潼郡、汉中郡,并巴郡、巴东郡的长江沿线,汉嘉郡东北部至东汉时已有大量汉族分布;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虽无大姓、士女记载,然为秦汉汉族移民重要区域,当以汉族为主;宕渠郡、巴郡和巴东郡的长江以北,并朱提郡、平夷郡、平乐郡、建宁郡、晋宁郡、夜郎郡地区,有较少数量的大姓、士女,这些区域不仅有大量"夷"的分布且体现为汉族聚居地区"汉夷共处"的格局;《华阳国志》余下区域,多只有局部且数量不多的大姓、士女、室墓、崖墓的分布,当是以"夷"为主的区域。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副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     

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勤俭办社的历史考察——以贵州为中心

合作化时期,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就勤俭办社多次发出指示.贵州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倡导的勤俭办社方针,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根据自身需要和现实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反对铺张浪费,从而活跃了农村经济,扶持了农业生产,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发展新时代农村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