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伪满洲国傀儡帝制的原因

1934年,伪满洲国实施帝制。这一次所谓"政体"上的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改革和满足利用溥仪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意图。     

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骗很可能是伪史

正"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使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其称帝",是一则广为人知的近代史轶事,却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袁世凯有多种渠道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和立场,不会只凭一张《顺天时报》即做出判断。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     

浅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迅速复辟了帝制,其原因主要有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没有被完全阐释与执行、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复辟之举给予了支持等,再加上袁世凯本人的称帝愿望,最终出现了袁世凯登基称帝的闹剧.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合肥发现一批傀儡政权辅币

1983年6月,安徽省博物馆自省邮电仓库征集收购到一批“满洲国”、“冀东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等傀儡政权的镍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伪满洲国镍币。伪满洲国货币,是溥仪在我国东北复辟帝制时,铸造发行的。1932年3月9日,在日本人批准下,成立‘‘满洲国政府”,溥仪任执政。1934年8月1日又改行帝制,称“满洲帝国”,溥仪为帝国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人战败投降才告结束,共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胡适与末代皇帝溥仪

末代皇帝是个淘气包作为中国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一生经历颇具传奇性。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字曜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年号宣统,史称清废帝,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1908年12月2日到1912年2月12日、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称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袁世凯称帝时的石龙闹剧

民国初年,有英国人在三峡旅游探险时,于宜昌平善坝"神龛洞"发现有龙状巨石。时值袁世凯谋划称帝之际,消息一经传出,封建保守势力借题发挥,宣称"天降龙迹",大搞"拥袁庆瑞"活动。后因帝制广遭反对而取消,石龙闹剧也随之草草收场,粉墨登场者终贻笑天下。     

也谈《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真义

“筹安会”出笼后不数日,梁启超为了反击帝制复辟逆流,写作了一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鸿文,这就是传颂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目前,学术界对这篇影响深远的名文大体上有三种认识:一曰它根本没有反对袁称帝,相反,它是梁启超对袁的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梁启超也不是什么反帝制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有条件的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     

爱新觉罗·溥杰的两段传奇婚姻

正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满族,清朝皇族,是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亲弟弟,父亲是第二任醇亲王载沣。溥杰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幼年时,他陪伴已经退位的溥仪,在皇宫里当伴读;少年时,恰逢"冯玉祥逼宫事件",溥仪被迫搬出皇宫,迁移醇亲王府,后去了天津静园;青年时,他与溥仪为了光复祖宗江山的美梦,借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外人回心向之”？——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阎锡山忆袁世凯

阎锡山的回忆录云:民国3年(1914年),袁世凯修改约法以后(即孙中山的约法同宪法),事实上袁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云,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 袁氏长子袁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候,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明智,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促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溥仪寓居天津时期复辟思想的萌生

溥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种重要人物.在溥仪的一生之中,"北京政变"后,溥仪寓居天津的七年中,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溥仪从一个逊帝变为寓公,进而复辟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皇帝.其间经历了政变、军阀拉拢、列强利用和日本诱惑的变化,促使了溥仪复辟思想的形成.对溥仪复辟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溥仪这个近代史的政治...     

“拮据”的“皇帝”婚礼——民国媒体眼中的溥仪婚礼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举行大婚典礼,当时媒体对此事大肆渲染,一时"宣统大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媒体对于结婚当天情形的报道很多,可是舆论只看到光彩的表面,很少有人了解到"拮据"的溥仪筹钱的辛酸,他向民国政府讨要积欠多年的"优待费",变卖历朝遗物宝物,通过别人救济等来筹集婚礼费。作为一个"皇帝",这应该是溥仪的不幸,可是他应该认识清楚当今的局势,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他已经不是锦衣玉食的皇族,现在应该丢掉"皇帝"的外衣,安心做一个民国的公民。     

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

溥仪出宫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产生的影响大,牵涉的问题多,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的关系问题,则未见专文研究。实际上国民党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参与驱逐溥仪出宫,到应对溥仪出宫后的社会反响,从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到创建故宫博物院,皆全力投入。可以说,溥仪出宫事件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昌起义首创民国警政

<正>1911年10月14日,诞生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炮火之中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首创中华民国警政建设之肇端,"民国警政,此为始基",在中国警察史上,尤其是在推翻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后的近代中国警察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论明代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二元结构

许多明史界和国际关系史界的研究者都认为,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最为典型的"华夷秩序"体系。帝制中国的"华夷秩序"体系可谓"春秋公法",牢牢笼盖朝鲜、琉球和日本,使东北亚诸国诚心向化、恭谨输贡、严守藩封,心悦诚服奉帝制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十分复杂、十分诡谲,"华夷秩序"体系遭到严峻冲击和挑战。日本始终没有承认明代中国的宗主地位,明日关系与明朝关系、明琉关系不可等同视之,有本质差异。特别是日本在十六世纪中叶结束南北分裂后,侵朝鲜、伐琉球,叫板明朝独大地位,俨然在构筑"华夷秩序"之外的"和夷秩序",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二元的。     

一张罕见的伪满洲国“出境”《旅行证明书》

1932年3月．由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在我国东北成立了以原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的傀儡政府“满洲国”,其纪元年号定为“大同”元年,其所谓的首都是将长春易名为“新京”。两年后的1934年3月,伪满洲国又改名为“满洲帝国”,实行帝制,溥仪这位3岁登基的清末小皇帝,又认贼作父,摇身一变,名副其实地成了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帝国”儿皇帝了,同时改年号为“康德”元年。     

讨袁“护国军”定名之由来

正中国近代史上,曾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纪念1915年是日云南率全国之先首举义旗,反对帝制,拥护共和,誓师讨袁。但讨袁之师定名为"护国军"的由来,几十年来曾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护国军"之定名是由护     

袁世凯帝制自为中的阎锡山

阎锡山与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微妙,不能仅凭文史或口述资料盖棺论定,也不能简单地说阎"投靠"袁或"背叛革命"。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阎锡山因时而变,经历了由从众支持袁称帝,观望形势离弃袁,到最后公开抗袁的过程。其间,阎锡山和袁世凯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而阎既不是袁的真正投靠者,也非袁帝制的忠实支持者,他只是受环境所迫及利益驱使与袁进行着社会交易。阎、袁之间的这种交往,更多显示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及其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