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

[按]本书是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槁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书共收奏折底槁五件,这里只选三件,对研究清代前期政治、经济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有一定价值。毓奇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任清王朝漕运总督。这期间,他多次具折陈事。这里所选的是他众多奏疏中的一件,对我们认识清代前期的潜运有一定帮助。福康安等《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疏》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上奏乾隆帝的。奏疏的要旨在于“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清史稿·福康安传》。因此,这件奏折对我们了解清…     

闽台“孪生御碑”之南普陀寺乾隆御制碑初探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乾隆帝下令在海峡两岸竖立一对"孪生御碑"。台南的乾隆御碑基本保持了历史风貌,南普陀的御碑已非原貌,其历史变迁的细节鲜为人知。现借重修《南普陀寺志》之机,编纂者试图探寻该御碑的变迁过程。     

对策拔克受贿案的再探讨

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在《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和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都提到策拔克受贿案。由于《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一书的出版,使李若虹发表在《中国藏学》１９９８年第三期上的文章．对这一历史旧案进行了重新考察。文章介绍多仁家族是１８世纪西藏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家族,他们家由于衮波额珠尔若丹的事业和地位而显赫,他继承了家族辅国公的头衔顺利进入噶厦。１７８３年,多仁丹津班珠尔继任噶伦。其长子敏珠索南班珠尔很受驻藏大臣福康安宠爱,并于公元１７９３年承袭一等台吉。敏珠尔长至１４岁时进入孜康学…     

《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

<正>《毛主席语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它是解读20世纪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从《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处刊登第一条语录,到《毛主席语录》一书的诞生,从内部发行到全国发行直至风靡世界,有一个历史过程。《解放军报》首开《毛主席语录》专栏曾经有人写文章说,《毛主席语录》是某个     

福康安家族与藏地的不解之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带大军击败廓尔喀的福康安,受到乾隆皇帝的专宠之甚,几乎是乾隆晚年朝堂上唯一一个可以翻白眼给和珅看的人,也是乾隆——嘉庆年间朝廷的灭火队,甚至受封郡王,恩宠已极。其实,这倒不是福康安一人的实力超群,我们在此小小分析一下福康安的豪华世家,也看看他所在的满洲富察家族在清代驻藏的历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高祖父:哈什屯曾祖父:米思翰祖父的兄弟:马齐,康熙朝和张廷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清代西藏“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考析

正《中国货币史》作者彭信威先生曾指出:"正式的银币要以西藏为铸造得最早"~①。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奉旨平定了廓藏战事后~②,按朝廷要求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在西藏设立"宝藏局",设计钱模制成样币呈皇帝御览。由于几枚呈样币正反面均为藏文,乾隆帝阅后认为不符合"同文同轨"要求~③,下旨改为正面汉字"乾隆宝藏"和具体纪年,背面为相同意思藏文的银币,并于乾隆五十八年铸造发行。由此     

萨迦-元时期尼藏与藏汉金属造像存在阿尼哥风格吗?

在《元史》、《造像量度经》中对阿尼哥的评价较高,但现存能明确认定属于阿尼哥制作、具有"阿尼哥风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本文通过比较世界各地保存的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上半叶制作的造像和绘画,考证出其中一些作品具有"阿尼哥风格"。阿尼哥风格是在纽瓦尔风格的基础上,融合波罗印度、西藏以及汉地本土的因素,由阿尼哥及其工作团队共同创造而形成,具有独特的波罗风格与"藏式元代"风格相结合的特点。从萨迦寺经大都到夏鲁寺,阿尼哥风格在"尼藏"和"藏汉"之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传播轨迹。     

《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对英国封建君主政治的影响

《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红罗女》版本与满族审美意识形态建设轨迹

《红罗女》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流传长久影响深远的满族民间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红罗女》不同版本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在文本中满族审美习惯的传承和作家主体自由创造的不断丰富,以及文本随着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     

烟雨朦胧 峥嵘若现——曹雪芹身世与族属探索

“红学”研究二百多年来,很少有人从民族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很少有人旗帜鲜明地说《红楼梦》是满族文学的不朽名著。 关于《红楼梦》的题材,“红学”界的认识大体可分二类。 一类,不承认《红楼梦》写的是清代中期的社会,认为只是写个别人的闲帐。于是就产生“明珠”说、“纳兰”说、“顺治”说、“傅恒”说、“张勇”说、“和珅”说,总之是写一家之事。这一类之中有另一极端,认为《红楼梦》就是写雍乾时期的政局史,全书主干是“排满思汉”的民族思想。于是用猜谜的方法,猜测那些所谓影射,抨击《红楼梦》中的人和事,《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是实有所指,更有站在排满的立场     

人生历沧桑 读史情深长——谢保成教授访谈录

<正>谢保成,祖籍北京房山良乡,1943年出生在甘肃兰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四、第五届副会长、第六届顾问。谢保成先生著述丰富,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代表作为(以初版时间为序):《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增订中国史学史——从"史"的起源到二十世纪中》。其中,201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卷4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是到目前为     

回鹘民族历史文献略论

早在公元八世纪中,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趋于极盛及其东向中亚发展,到九世纪中即有阿拉伯人伊本·可尔达白曾东来我国新疆旅游,写成《道路和邦国志》一书,记载九姓回鹘即九姓乌古斯是游牧人,初信摩尼教。十世纪中阿拉伯地理学家马素地在其《黄金牧地》中说回鹘人数多,最勇敢,信仰摩尼教,王名伊利可汗,人们尊称他为“阿厮兰汗” (意为狮子王)。十一世纪中来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在其所写的《论中国、突厥人和印度》一书中,记载从中国国境的极西喀什噶尔到甘肃甘州回鹘境内的路程,以上是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中我们略知的阿拉伯人关于住在新疆、甘肃境内回鹘人的纪录。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诗话古人的劳动节

正五月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千百年来人类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世界,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在我国古代也有劳动节,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是古人的劳动节,其历史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晋代文史学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里记载,"三皇"之首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新春二月二都要"御驾亲耕",百姓也要在这天开始下田耕作。司马迁在《史记》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向: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使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由注重西方外力冲击转向中国内部发展,完成"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第一次转向;进入21世纪,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显现出由综合化走向碎片化,由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由"中国中心观"到"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转向。     

抗倭关键词

倭寇 中国和朝鲜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侵扰抢劫的日本海盗集团的称呼。最早使用"倭寇"这一名词是在朝鲜《高丽史》中。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谓,日本海盗由日本武士、浪人以及商人组成,有时得到日本国内封建主支持。因为倭寇又可以是指倭人的一种侵略行为,凡是对外侵略的日本人通常都称为倭寇,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本质差异

正"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约表述,最初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基本思想是以中国纲常伦理之学为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应用。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和魂洋才"是19世纪中叶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     

十年辛苦不寻常——南炳文先生谈《明史》点校本的修订

"我没有星期天、没有中秋节、没有大年初一",当我们就《明史》点校本的修订采访廊坊师范学院、南开大学教授南炳文先生时,他如是说。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是在清朝修完的,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进行了第一次点校,由于当时图书利用、交通、时间等条件的限制,第一次点校《明史》留下了一些遗憾。在经济和信息都发达的21世纪,重新修订《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2007年,在南炳文先生的带领下,组成了一个强大团队,开启了这一浩大的工程。经过10年的艰辛和努力,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修订稿初步完成。在这一时间节点,南先生畅谈了10年来这一工作的前前后后。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黄庆娇与颜海英合作的《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通过古埃及宗教文献《金字塔铭文》解读古埃及复活仪式与王权理念的关系,认为古埃及丧葬活动及新王国神庙礼拜中举行的复活仪式之核心是以来世信仰巩固王权的理念。吕厚量的《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古希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