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期间,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大学更名贵州大学作为允改国立的条件。大夏大学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数次与教育部博弈,维持了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在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无论是整顿教育手腕强硬的陈立夫,还是支持陈立夫的蒋介石,最后均向校方让步。在抗战中大多数资源掌控于国家、民间社会弱小的前提下,私立大学唯有寻求政治的支持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然而,此种政学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的教育行政造成一定困境。     

大夏精神继往开来

正1946年10月,大夏大学回迁上海。从1937年西迁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这8年的艰苦岁月,是大夏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使大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夏迁来贵州时有300师生,离开时已有1800师生,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有留学背景,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     

抗战时期内迁高等学校对贵州的影响

一、内迁高校简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的规模越来越大,沦陷区的面积也随之增大,各高等院校开始实施“文化的大迁移”,陆续迁往内地。在高校向内地迁入的过程中,共有9所来到了贵州。这9所高校是:唐山工程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程学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华北农村建设协会乡镇学校、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唐山工程学院是内迁贵州较早的高校,在卢沟桥事变后由唐山迁出,先迁湖南,后移广州,最终于1939年1月到达贵州平越(今福泉),2月在此复课。后来它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成立国立交通大学。浙…     

时光机·学校

国立贵州大学 成立于民国31年8月,实际肇基于民国30年春季。原贵州省第一届临时会议建议设立大学。教育部详审贵州实际情形,决定先设立农工学院。一月,部聘叶秀峰、欧元怀、王克仁、商文立、虞振镛为筹备委员,着手筹备,择定贵筑县花溪为院址。三月,成立先修班三班。八月,招考农林、农化、农经、土木、矿冶、机电六系一年级新生。十月,筹备工作结束,部聘院长李书田到院。十二月二十日开学,并设立为该校成立纪念日。     

张志韩与贵州教育

三十年代中期,贵州大学和贵阳医学院先后创建;抗战期间,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校迁黔复校,一时间贵州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名家学者基苹于黔,大大推进了一向闭塞落后的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规定居台湾的张志韩先生任贵州教育厅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台湾《黔人》杂志,总编辑李永久先生1985年采访张志韩先生的文章,对张氏生平作了介绍,摘叙如下。张志韩先生是贵阳人,生于1900年（庚子年）。早年就读于贵阳南明中学。在班上是高材生,每试必冠同传,每学期都保持甲等第一名,是南明中学的学生会长。当时正值“五…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知青·博士·大学校长

有着“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似乎与贵州有着不解之缘。抗日战争时期,浙大曾迁至贵州湄潭数年,用文化的奶汁,滋养了贵州高原这片沃土,让其结出了不少丰硕之果;如今,浙大理学院的院长陈叔平先生又就任贵州大学校长,给面临西部大开发机遇的贵州,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贵州大学是贵州第一学府,人们对贵州大学的校长寄予了多大的期待与厚望啊!陈叔平先生是何等样人,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就有了这篇专访。知青谈话是从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起始的。同样当过知青的陈叔平校长在对这部长篇小说表示了肯定的同时,却对小说的题目很不…     

画家耿翊

正1965年生于沈阳,现居贵阳。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大学学术骨干;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委员会美术与艺术专业分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画院特聘学术委员。耿翊喜欢写生,喜欢画风景,迷恋贵州风景中优雅的灰色。关于绘画的意义,他说:画画到最后,一定是画人的修养,画自己。无论题材如何,都是和自己的内心、和脚下这片土地联接在一起的,作品不能水土不服。     

回忆郑天挺先生

2021年国庆期间,陈祖武先生到贵州参加“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百年经验总结暨清水江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会后应贵州大学之邀,到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做了系列专题学术演讲,其中多有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回顾。此前,贵州师范大学王进教授曾专门赴京,到陈祖武先生府第进行口述访谈,形成《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书稿20余万字。兹选录其中一篇,以飨读者。     

老艺校生的似水流年

正自20世纪50年代起,贵州有一所唯一的综合性专业艺术院校,历经"贵州大学艺术系"、"贵州省艺术学校"、"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直至现在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曾经,有这样几位青年,按部就班地上班,却怀揣着艺术的梦想;后来,他们拜师学画,辞掉工作,考上了省艺校,在这个贵州艺术家的摇篮里,他们如鱼得水;再后来,他们学成毕业,仍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深造,孜孜以求;他们辛勤创作,苦苦思索,未敢懈怠半分;     

贵州第—任教育厅厅长周恭寿

周恭寿（1876-1950）,字铭久,贵州麻（今麻江县）景阳乡人。历任贵州大学堂讲师、省立贵州大学校长、首届贵州教育厅厅长、国大代表等职,是省内外知名的教育家。     

“李瑞棻与戊戌变法”座谈会纪要

为了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贵州文史馆特邀省市10余位文史专家和李端案后裔于9月18日在省文史馆举行了“李端茶与戊戌变法”座谈会,研讨贵阳人李端茶在戊戌变法中所起的作用和他的历史功绩。来自省社科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教育学院、贵州社会主义学院、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近现代史研究会、贵阳市志办公室及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及有关人士,在会上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发言精采,论述精辟。李端杀后裔李良骇首先发言,他说：李端茶是我的伯祖父。我已近90岁,今天参加这个会谨代表李氏输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感…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学者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

抗战军兴,上海的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办学,吴泽霖、陈国钧等多名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整合贵州抗战力量,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以及地区平衡发展,开创了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在调查方法、文献资料及民族认知方面为学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体现出了“学以致用”的学术旨趣和担当。     

学术动态简讯

由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比较史学分会、贵州省史学会、贵州省社科院、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教育学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全国首届比较史学学术讨论会,定于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在贵州大学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一、近年来比较史学研究得失的回顾,二、封建社会晚期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居时有全国各地著名的专家学者和一批史学工作者出席会议,汇报和交流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会议将促进比较史学的深入研究。     

何应钦与大夏大学

正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两次被提议为大夏大学董事长。第一次是由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提议。1933年夏,王伯群与副校长欧元怀等商酌,自己拟辞董事长,推何应钦继任,结果被否定。大家不赞同的理由是两人谁做都一样,当此风雨飘摇之际,任一职与两职都须付诸努力。第二次,提议人是立法院院长孙科。1942年春,王伯群造访立法院院长孙科,声明请他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孙科强烈主张推何应钦,说无论是贡献度还是影响力,何为最合适人选。结果王伯群不赞成。     

陈石:画中有真意

陈石,1954年12月生,江苏丰县人;管理学博士,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美术院理事,中国画马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分会会长,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贵州画院名誉院长、贵州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贵州校友会会长,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政协贵阳市委员会主席。     

刘海粟为上海美专申请补助致教育部部长函

刘海粟主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因经济窘迫难以维持,向教育部申请补助,经呈准行政院拨助该校三千元.     

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交叉点——“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第三届年会暨“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研讨会”于199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举行。来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报和贵州大学、贵州省文化厅、贵州民族学院、     

陈独秀是因“嫖妓”离开北大的吗

<正>1916年10月2日,远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部敦促其回国的电报,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任职。早在赴任之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和沈伊默就向他举荐过陈独秀。汤尔和(1878-1946),杭州人,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     

从“总领译事”到掌理学校图书编译——国立编译馆研究

本文初步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自1932年6月14日成立至1949年4月底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其在编审教科用书、审定各科学术名词、整理历代文献、翻译中外名著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国立编译馆隶属于教育部,性质介于教育部职能部门与学术机构之间,成为沟通政府、学界、出版界的桥梁。国立编译馆推动教科书由审定制过渡至国定制,在教科书编审制度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1949年底国立编译馆藏书和部分人员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接管,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和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