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胡均鹤。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只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却起了独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要职务,后来却又背叛革命加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时期又堕落为一个著名的汉奸特务。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为中共、为抗战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弃暗投明投奔革命,作为“特情”人员被吸收参加上海肃反工作,还担任了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幸的是,１９５４年又受潘汉年、…     

认真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 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首先,从党的历史来看,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阶级十分弱小,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则是土地问题;党的活动主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员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民。这样一个现实,就为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以毛泽…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史学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活动,都跟历史科学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新思考毛泽东跟历史科学的关系,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种缅怀,又是一种激励,是很有意义的。一历史见识和战略思想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上,都及时地提出了战略、策略方面的思想,指导革命继续前进。他的战略、策略思想的提出,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二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状况,三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经验。可     

孔甲墓葬在哪

孔甲墓葬所在地有两说:一说在北京延庆东北三崤山处,一说在现在豫西崤山深处。本文就从孔甲的活动范围与周边的部族关系,以及三崤山在史料中的记载做一个推断:孔甲墓葬应该在豫西崤山。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内容提要 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学术界的解释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以上说法都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能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的解释。     

邓小平改革试验理论初论

改革试验理论是邓小平在探索和设计中国改革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解放思想在改革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对中国的改革起了直接和独特的指导作用,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无裨益。一、改革“是一个大试验”中国的改革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一项崭新事业。正因为如此,如何改革便成为当时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开拓创新精神,提出了改革是一个试验的理论。他指出：“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是一个试验。”①不仅如此,还是个“很大…     

对农民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应有正确的评价。

尹湘豪同志在去年第十二期新史学通讯上,对巩县蔡庄完校贺明道同志所提的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结果,出现了唐朝,唐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当发达,可见农民起义推动了封建社会前进。但讲到唐末黄巢起义后,来了个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这能算是进步不算?”的回答中,对中国农民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歪曲。首先尹湘豪同志,武断的给中国农民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他说:“农民起义是能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但这主要是指农民革命能够推翻旧政权,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而言。如果农民革命不能推翻旧政权而反过早的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所扼杀,那就要将历史带入更艰苦的过程。”他这种说法,完全忘记了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     

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

正时间过得真快,我与陶军同志相识并共事38年,而他的猝逝至今也有30余年。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我们相遇于烽火连天的岁月,抗战已经结束,内战仍然蔓延,是革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1948年11月我从南京北上,越过国民党封锁线投奔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并进入开封中原大学接受短期培训。陶军则是这     

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投身革命之时起,就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07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攻读的就是经济专业。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     

朱德早期群众路线的主要思想及现实启示

朱德早期群众路线思想主要是在时段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及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率军队走进井冈山,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及开展土地革命作出不小贡献;他依靠农民,为建设人民军队,进行农民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他深入到反动敌人中开展工作。这些实践为我国现阶段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学习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开展群众路线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王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他犯过极为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笔者认为,对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及同一阶段不同方面的言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指出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同时,也要明确肯定他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有一致之处,对他某些方面的正确思想及对中国革命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应如实加以肯定.     

中央红军长征的后卫将军董振堂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在蒋介石实施第三次“围剿”时毅然宣布起义投奔红军并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就是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褒扬的董振堂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常胜将军率领红五军团为长征保驾护航,才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不敢靠近中央红军;正是有董振堂将军的坚固后卫．才使中央红军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如     

关于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标准的思考

毛泽东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的历史理论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就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以及他对历史人物所作的具体评价,在他留给我们的巨大思维空间里,探讨与评价历史人物标准有关的几个问题,从而获得知识与启示。 一 以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在史学界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而其中有一种论点认为,历史人物所起的社会作用,归根结底是对于社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由此就将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逻辑地归结到对社会生产力所起的     

北宋末方腊的农民大起义

一、方腊起义前的秘密组织中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统治阶级的王朝则代表了前者来压后迫者,这种情况愈到封建后期表现得愈鲜明,但中国农民,富有革命的传统,对于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有办法来实现其反抗斗争的,这就是通过秘密宗教的组织形式,来团结散居各地的农民,这在宋朝农民起历史上表现最为突出,方腊的起义就是这样。     

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初探

廖仲恺是孙中山最忠诚可靠的战友,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一贯认为,只有从经济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国家,才是革命真正的成功。“单是革命并不算可贵,可贵的就是革命内容的主义。”“吾党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设真正之共和国家。”他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而且要有一个远大的建设规划。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19年他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     

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理论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杭州解放入城记

1949年5月3日,对杭州人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古老的杭州城迎来了新生,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本文作者,80余岁的老战士洪炉,1944年投奔新四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加了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杭州解放时,他在解放军二十三军文工团,作为解放大军的一员,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政策的根源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开始缔造新的神权政治。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他始终不渝地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一基本国策(以下简称“两不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对内,他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政治;对外,他又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其奋斗目标。“两不要”政策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第一,从意识形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