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一种政治经济模式的破产过程的考察

关于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缘由,中共传统的党史解释是,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从深层次上讲,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关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研究

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政治军事领袖逐渐成熟的必然结果,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党领导具备高度自觉的党性以及朱德为首的军事将领的支持的必然结果,也是博古具有自觉的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也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中共无法联系共产国际、毛泽东参与长征、毛泽东同志未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等因素,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通过的各项规定得以实施,有效地保证了义会议成功召开。     

浅谈李德对遵义会议的影响

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由于当时中共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因此对前来的李德十分依赖与支持,而且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大全交给了李德。李德在作战过程中推行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然而博古、李德不吸取教训,反而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压。之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本文分析了李德与遵义会议召开间的联系,并对李德对遵义会议的影响进行了重点阐述。     

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始末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执行“左”倾路线的博古等人掌握了红军军事指挥大权。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他们不顾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反对,提出了“分离作战”的方针,以红3军团为主成立“东方军”离赣入闽作战。从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东方军”在闽近一年的时间作战和开辟根据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全局的被动。请看《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始末》一文。     

瞿秋白闽西英勇就义前后

正1934年10月,蒋介石令汤恩伯指挥几十万大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拒绝听从毛泽东等人的建议,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失去了在苏区与蒋介石斗争的能力,最终被迫放弃多年深耕的苏区根据地,主力红军被迫北上作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随军撤走。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让因伤未愈的陈毅留下,担任中共中     

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1933年秋,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了百万大军,200驾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更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红色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1934年4月10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因寡不敌众,在伤…     

中共中央军事部述略(1928-1930)

党的六大决定设立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在军事技术方面,受中央军事部指挥.1928年10月,党中央第74号指示要设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归军事部部长领导.1929年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其与中央军事部的关系未见具体说明.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来信严厉批评第74号指示,否定了中央军事部的构架与工作计划.8月下旬杨殷被捕牺牲,军事部部长由周恩来继任.1930年2月,军事部奉命与军委合并.中央军事部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中,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红军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功不可没.     

中共党史争鸣掇英

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是被撤销的吗? 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由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致使大革命失败,他因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对此党史界传统的说法是在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党的总书记职务。近年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八七、会议的文件没有关于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处分决定,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决议都集中在政治上对其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涉及他的职务问题,只是在选举时自然落选了。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之前就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27年7月11日在汉口举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     

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

由于毛泽东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矛盾与分歧,所以许多关于长征著述都提到当时博古并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毛泽东才走上了长征路;当时干部的去留博古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不能说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与毛泽东是同志而不是敌我,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     

破解党史悬案“鸡鸣三省”会议地址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不但纠正了我党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且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强化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     

令蒋介石头痛的"毛邦初事件"

毛邦初其人 　　毛邦初乃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美的亲侄子,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即投身军事航空界,先后留学于苏联、意大利,成绩优异.由于毛邦初氏身上具有为蒋介石所器重的多重因素,诸如浙江人、黄埔生、内戚、军事航空指挥于才等,特别是在组建、主持中央军校航空班、军政部航空学校即尔后的中央航空学校,以及指挥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对日空战过程中,创造了斐然的勋绩,故深为蒋介石器重,长期以来倚畀甚殷,屡以高官厚禄酬其功,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第一路司令及航空署署长、空军副总司令等职.……     

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侦破纪实

120两黄金的"特费"神秘消失 1931年初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急需经费更是严重不足.为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秦邦宪(博古)与瑞金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让即拨款以解燃眉之急.     

一生辞职二十四次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所任职务大多也是教育科学方面的职务。在国民党政府中虽然任过的非教育类的职务较多,而且许多职务级别较高,如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但一般是同时担任多项职务。如他在任上述几项职务时,还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左倾错误斗争纪实

一个只有24岁的学生党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一步成了“总书记”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莫斯科是有满腹抱怨的。产生这种抱怨情绪的原因,说到底最初其实还是因为博古中央的关系,因为正是博古中央,把毛泽东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博古初到中央苏区来的时候,还不足26岁。但还在差不多两年前,他就已经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     

回忆"中组部南下干部训练班"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为三部分,即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央后方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代表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绥解放区临县三交镇一带,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与后方工作。     

王政柱跟随彭德怀转战大西北

正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王政柱少将的戎马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参谋工作,协助军事主官指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务,是彭德怀指挥鏖战大西北的得力助手。我曾与王政柱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下属的同一个单位工作,前些年又先后六次采访他,聆听他讲述跟随彭德怀转战大西北的那段难忘岁月……撤离延安不失信心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用八个月     

苏区“公审”肖劲光,险送大将性命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忙撤退,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事装备送给故人,做了敌人的内应……＂正是根据这一所谓＂罪状＂,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合演了一幕闹剧,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进行了＂公审＂。     

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中央“三人团”

正1931年至1935年期间,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曾经有过四次关系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大家对博古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和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所把持的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另外三次"三人团"的情况知之不多。现将中共历史上四次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职务变化

红军长征之初,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即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围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