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花年谱述略

胡适之父铁花先生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41岁前为第一段,41岁至54岁为第二段。笔者曾撰写《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刊于《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侧重浮述了铁花先生投笔从戎,为抵御外侮,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第二段生涯。但是胡铁花生平第一段的事迹,我们却知之甚少。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录有《胡铁花年谱》,关于前41年的经历仅作了一句话的交待:“由同治庚午岁贡候选儒学训导。”胡铁花在龙门书院的同窗张经甫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这一段事迹也是语焉不     

我编导《截止训传》的经过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清朝的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由段绳武主编、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     

铭记了一师的教诲——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正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     

曹禺在清华园的初恋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位杰出的大戏剧家一生给我们带来了《雷雨》、《日出》等著名作品。本刊特编辑曹禺在清华园的一段初恋故事以飨读者。     

缅怀父亲

编者按:韦瑞霖先生是广西区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分管文史资料工作。1993年《文史春秋》创刊后至1997年底兼任《文史春秋》编委会名誉主任。韦瑞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生。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刊发韦瑞霖先生长女韦玉华、长子韦秉振撰写的《缅怀父亲韦瑞霖》一文以为纪念,同时也表达我们全体编辑同仁对韦瑞霖先生的怀念。父亲韦瑞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仍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父亲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父亲是广西永福县农家子弟,出生在战乱纷飞、黑暗落后的旧中国。1931年父…     

神史未央

离开巧家3个月了,没有为巧家、《神史》写一个字,心里总是堵得慌。钱理群先生赞誉《神史》的文章在《读书》发表了,《神史》编辑尹杰先生多次对我说,你也得写。我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6年,今年把目光转向了《神史》。我在颁奖辞中说孙世祥先生:"他坚韧地报道了     

宋代平阳大儒——孙复

中外著名的东岳泰山山麓有一座"泰山书院",那就是一千多年前由宋代的孙复主办的。当年这位平阳大儒,在多次仕途沉浮之后,抱着著书立说、传经育人的胸怀,吟咏着《诗经.鲁颂》中的句子"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离别了故乡,走进了鲁地,登上了泰山,和石介一起创办了泰山书院,故而《宋史》上称他为"泰山先生"。本文以孙复先生生平事迹为主要考察对象,深入探讨他一生的功绩。     

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

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一问,才知道那是陈新桂先生的儿媳的一位朋友从京来沪,她托他来我家取磁带。我给了他4盒录音带──—既不是《济公曲》,也不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而是陈新桂先生生前跟我的谈话录音。那是我写《罗隆基传》时,赴京访问陈新枝先生,他一口气跟我谈了4小时,不仅谈他与罗隆基的交往,而且也细谈了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就在我访问他之后不久,陈新桂先生与世长辞。他的儿媳听说我采访过他,给我写信,问那些录音带还在不在。对重要的采访,我都永久保存录音带。我当即答应复制4盒送她。她收到后,全家细细听了…     

曹禺在清华园的初恋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位杰出的大戏剧家一生给我们带来了《雷雨》、《日出》等著名作品。本刊特编辑曹禺在清华园的—段初恋故事以飨读者。     

刻骨铭心厦大缘

正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倾资创办的。坐落在东南沿海厦门岛的东南端,与金门、台湾仅一水之隔。1937年7月1日改为国立,素有"南方之强"之称。曾在厦门大学就读,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我年轻时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经历。据统计,厦门大学从成立至今,共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40多万毕业生,     

浦熙修当“旧闻记者”的岁月

浦熙修,一位成名较早、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一位爱憎分明、政治责任感强烈的社会活动家,却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承受政治迫害之苦。费孝通先生曾高度评价她留下的所有文章“也是一生为人的真凭实据”。《浦熙修当“旧闻记者”的岁月》和《忆女中豪杰浦熙修》记述的正是浦熙修两段重要的人生经历。     

陈铁卿先生《古钱史话丛稿》序

我很早就读过天津钱币学家陈铁卿先生的论作,但他的遗著《古钱史话丛稿》,却是前几年才有机会在中国钱币博物馆张武一先生处看到的,其规模之大,引述之博,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写了一封信推荐这部巨著出版,其中说：“《古钱史话丛稿》一书,为陈铁卿先生一生功力所萃,撰写自1955年至1975年,历二十年之久,堪称钱币学史上一大著作,     

从梨园屯教案谈义和团的起源——答侯宜杰先生的回应

一、梨园屯教案中的"帝国主义"因素很高兴看到侯宜杰先生对我的商榷意见(《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与侯宜杰先生商榷》,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的回应(《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回应周育民先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侯先生在回应文中,讲得最具体的是梨园屯教案。的确,这个教案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它最终引发了揭起"扶清灭洋"大旗的     

我所认识的段文杰先生

四年前,在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上,我曾经以《敦煌圣徒,时代功臣》为题发言;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我应约撰写了《段文杰——敦煌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的怀念文章。段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举世公认,我只想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批会员及20多年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身份,通过追忆我认识段先生30年来亲身感受的几件事情,来表达我对段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关于陶行知先生评价问题的两点意见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我只看到《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二号內邓初民先生的文章《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该刊总第三号內乐喜先生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其余刊载在《人民教育》里的十几篇文章,我都没有看到.我对邓、乐两位先生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现在仅就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将原属陶行知先生革命派时期的1931年——1935年,改划为改良主义时期".把陶先生一生三十年的奋斗史,从1916年由美回国,到     

从《屈原赋校注》看姜亮夫的楚辞研究方法

《屈原赋校注》一书贯穿了姜亮夫先生楚辞研究"个别分析,综合理解"的治学原则,也体现了其继承传统"小学"重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方法和多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先生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破己见的度量和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对后学多有启示。     

说起“一二·九”不能“漏掉”和“遗忘”李常青

读了《文史精华》2013年第六期李景先生所撰《张申府先生诞辰双甲子祭》,文中关于一二·九运动一段记述引起笔者特别关注:"无论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者,还是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骨干以     

于右任留诗商洛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国民党元老,名书法家、诗人,陕西三原人于右任先生,一生诗作近千首,见诸《半哭半笑楼诗草》、《变风集》、《右任诗存》、《于右任先生诗集》(台湾)、《于右任诗歌萃编》……然先生写于陕西商洛的一首绝句,似鲜为人知。     

《藤野先生》传到日本以后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文中着重回忆了他在日本学医的一段生活经历。作者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伟大的人格、感人的师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这位日本老师的崇敬、感激与深沉的怀念。该文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上。     

关于《淮海日记摘抄》一文的说明

本刊2009年第7期刊发了庄重先生的《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一文。文中说:"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2010年第7期,本刊发表庄重先生《淮海战役日记摘抄》,其中关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