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一麐创设老子军抗日的史料一件

张一麐曾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提议组织六十岁以上老人成立“老子军”进行抗日,效命疆场,推马相伯为统领,事为蒋介石阻止。蒋致张一麐电稿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不失为研究张一(?)的一份好史料,特予公布。     

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

简评通过与以往有关皖南事变研究论著比较,认为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三点新的进展:(一)对皖南事变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及许多具体史实,作了考证、辨证,使事变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在此基础上,对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事变前及事变中的功过,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三)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叙述也比以往完整等等.微感不足的是,该书在对事变的宏观把握及交待上,似嫌不够.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反应——根据《盛京时报》新闻报道所作的分析

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重要新闻媒体,对事变诸方面作了详细的报道。从其新闻报道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方各方面对事变态度的一致和差异,同样也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事变的三个关注重点:事变背景和影响,事变如何解决,以及蒋介石的命运。对其新闻报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西安地区的救亡报刊与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贝兰特笔下的西安事变和中共抗日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变初期,国内外因不了解内情而传言蜂起,一些敌对势力也在浑水摸鱼。英国记者贝特兰通过采访事变亲历者和深入延安,及时将西安事变和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相公布于世。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中共中央营救叶挺经过

在中华民国史上,蒋介石任意囚禁政治犯堪称一绝.除西安事变后囚禁张学良外,自皖南事变起长期囚禁新四军军长叶挺最为时人所诟.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

西安事变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即酝酿、发生和解决。事变的解决并不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即告结束,恰恰相反,和平与和解并未到来,战争反而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前后有变,影响到对事变及对统战的诉求认识有变,中共中央应对事变善后的政策方针也有过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变动。但是,和西安事变应对过程一样,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政策主张在求和而非求战,因此其选择最终还是极大地左右了事变解决的方向与结果。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与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注意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可以说在西安事变前后,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飞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系,更改变了事变中重要人物活动的时空概念,从而使得他们的行踪更为快捷隐蔽,也就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论蒋介石制造的安庆“三·二三”事变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一场打击安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变(以下简称“三·二三”事变)。该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必须研究的重阐问题之一。本文就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历史背景、准备、经过、及其作用,试作辨析和要述,力求弄清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