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结集,应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①。在这些目睹日军暴行的外国人之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奉命留守校产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Ｄ...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一组

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是最近整理日军侵华罪行史料时在我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中新发现的。该文件是当时在宁外国友人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重要文件,函中反映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及其附近奸淫妇女、抢劫、屠杀人民,无所不为的暴虐行径。文件形容“日军残酷之态度,非笔墨之可表述”。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主要在城外和沿长江边进行,因此该文件“惟所述尚不完全,只能表现全局之一鳞半爪”。该文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形成,正如郭沫若在为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序时所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该文件是关     

亲历、书写、传播:费吴生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费吴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书写者与传播者。1937年11月,日军入侵南京前,费吴生临危受托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日军攻陷南京后,费吴生目睹日军暴行,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诸多难民,另一方面用文字真实记录日军所犯罪行,并秘密计划将南京方面消息传送到外界。为此,他冒着危险将相关资料和胶片带到上海,带回美国,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公诸于世。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以英西意苏等国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就英国而论,其媒体报道的“第三者”立场,在国际舆论界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政府却因在远东事务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采取了审慎态度.西班牙因在内战中“两个西班牙”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对此出现不同的解读,共和立场的媒体广泛报道了日军南京暴行;支持法西斯叛军立场明显的媒体,则在报道中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袒护.意大利因与日本的盟友关系,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新闻管制政策,但从其相关报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对日军在中国侵略进程的关注以及日军的残暴.同情中国抗战的苏联则通过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传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体的内容,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尽管西方国家立场各异,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新发现”田伯烈原版书提法不确

最近,“安徽发现一本外国记者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原版书”的电讯,先后在全国众多报纸上登载,新闻界将它炒得沸沸扬扬。该消息称:这本“新发现的书为1938年由国民出版社出版、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该书史料翔实,部分资料有可能是首次披露,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实,说这本书本身很有价值,完全正确;但必须指出的是,它既非“新发现”,其资料亦谈不上“首次披露”。     

谷寿夫战争责任的再检证

战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由于掌握的日方文献有限,对于被告谷寿夫的申辩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质证,从而对法庭审判和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战后未能引渡更多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责任人到华接受审判,加上谷寿夫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只是申辩第六师团不存在暴行,其申辩论点在日本国内引起部分同情,从而影响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公正性的认识。通过比对日军的军方文件、日军第六师团的官兵日记及回忆等日方文献,可以证明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并无不当,其所做申诉基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狡辩。     

“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

在美国政府于 1994年 9月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 ,有一份1938年 1月 17日日本广田外相发给驻美大使馆的电报 ,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同时 ,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 :有的将该电文中的观点直接理解为广田的观点 ;有的认为电文中提及的 30万中国平民被日军屠杀即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直接证据。本文考证了上述“广田电报”的来龙去脉 ,认为该电报只是广田外相转发给驻欧美各使馆的一份背景资料 ,其内容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拟的一篇“特别消息”,因而电文的内容应为田伯烈当时的所见所闻。同时 ,该电文中提及的 30万平民被日军屠杀的时空范围 ,与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吻合 ,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南京大屠杀有 30万平民遇难的证明。但是 ,本文肯定“广田电报”对于研究侵华日军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 ,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际宣传处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对外传播

正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纵火、劫掠等暴行。为掩盖丑行,日军采取封锁新闻和虚假宣传的手段,编造"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谎言,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国民政府通过新组建的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开展了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国际宣传,以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一、国际宣传处的组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采取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连日用英语对外广播,竭力将责任推     

1937年《纽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1937年12月18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Durdin)1937年12月15日以前居于南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大肆屠杀、焚烧、抢劫、强奸等滔天罪行,尽管德丁15日便离开了沦陷后的南京,他所目击、记录的仅仅是日军进城后最初几天的暴行,但这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消息。12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德丁所撰写的这篇报道,将日军的暴行公诸于世,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它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禽兽般的残暴行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特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将该文译出如后。     

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这份致蒋介石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际宣传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经过,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已掌握日本及第三国人士拍摄的日军侵华暴行照片及影片,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当时从未听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中国人编造的”等无耻谎言。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