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

中原史料关于契丹"盐池宴"的记载,始终是学界产生困惑的疑端;但经过南、北史料系统(即《辽史》等代表的北方史料和《新五代史》等代表的中原史料)的分析与研究,可以清晰地辨别出"盐池宴"与"诸弟之乱"存在的史料类同关系,还可发现大夷离堇职务与部落首领世选与任期问题存在的疑端,从而解决辽初史料整理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叶隆礼和《契丹国志》

《契丹国志》在元修《辽史》之外,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纪传体辽史。然而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史料价值等问题,均有争议。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得之见,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一《四库提要·史部·别史类》对本书有这样的介绍:《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     

体育史的新资料──契丹幼儿跳绳图考证

体育史的新资料──契丹幼儿跳绳图考证郑滦明不久前,在河北发现了一件和体育史有着密切关系的考古资料,即宣化辽代第１０号墓出土的契丹幼儿跳绳图。这是一件难得的体育史料,十分珍贵。本文拟就此材料作一考证。契丹幼儿跳绳图,发表在本刊今年第二期《河北宣化辽墓发...     

《焚椒录》及其史料价值考释

《焚椒录》一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本文考察了它的版本流传情况,把其内容与《辽史》、《契丹国志》进行对比分析,以期确认它的史料价值.《焚椒录》一书确为辽道宗朝进士王鼎所作,不是后人伪撰.《契丹国志》和《辽史》、《焚椒录》对宣懿皇后的两种记载虽大相径庭,但不宜简单地断定孰真孰假,而应看作不同的史料来源、不同的侧重面,...     

辽代中晚期部落赈济现象探析

辽代中晚期史料中有大量对部落进行赈济的记载,这些记载一方面体现了辽代国家机构职能的健全,同时也反映出辽代中晚期契丹部落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从契丹国家对部落赈济的情况入手,通过对契丹部族生活、国家制度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方面的探讨,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界对辽代佛教宗派、佛教艺术、《契丹藏》的版本与雕印年代、佛教与辽代衰亡的内在关联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近70年来的辽代佛教研究也存在着佛教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展缓慢、研究成果与辽代佛教的地位远未相称、议题枯竭、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若干重大问题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等缺陷。今后的辽代佛教研究应该在佛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议题和视角的拓展、多学科合作等方面下功夫。     

草原丝路视域下辽代燕乐发展的历史传承——以辽上京博物馆藏青砂岩石刻浮雕散乐图为例

辽王朝作为北方地区的主要政权,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是通过草原丝路实现的。丝绸之路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传播、交流、融合,成为和平的主要推动力。契丹文字难解、史料匮乏,遗存的文物便成为研究辽代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宝贵资料。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其出土的辽代青砂岩石刻浮雕散乐图,描绘出辽代散乐宴饮活动之繁荣境况,一方面证实了草原丝路的传承和绵延,为契丹与东西方交流与各民族相互影响提供佐证;另一方面揭示了辽代散乐宴饮之盛与草原丝路的密切关联,透露出戏剧文化互相融合渗透的可能性,以及北方民族文化在贯穿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贡献。     

试谈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

近三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先后对传统史学中的"汉化模式"提出质疑,并着手修正汉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和对游牧民族的偏见.这种趋势也提醒我们思考如何以考古工作为突破口,利用新的视角和观念,更新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物质文化的认识,重思历史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族群关系等问题.本文试以近年来发现的部分重要的辽代墓葬材料来讨论契丹研究中几个被忽视的问题,以期引起今后辽代考古工作的注意.     

辽朝横帐新论

"横帐"是辽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记载横帐制度最全面的史料《辽史·百官志》"北面皇族帐官"条,源出《皇子表》。根据帝系及皇族范围变化的线索,推知"横帐"并非一项固定不变的制度。辽初或以阿保机为中心的御帐横向单列,遥辇九帐与皇族帐左右辅翼,最迟到圣宗时期,孟、仲、季三房已经编入横帐序列。仅凭目前史料,所谓二院皇族隶属横帐说尚难以坐实。根据制度的发展脉络,重审契丹文石刻所见"横帐"及其意涵,可以探知统治者对祖先历史的改造历程:最初从太祖帝系扩及玄祖及三父房,最后将二院部整合其中,形成以整个迭剌部为核心的统治家族。     

辽人耳饰 草原上的摇曳风姿

<正>辽王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以契丹族为主导、汉族居重要地位的多民族国家。《辽史·仪卫志》记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可见,有辽一朝在服饰上一直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并且对汉族服饰也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文献资料中很少有对辽代服饰的详细记载,但是技艺高超的画师却用画笔将当时贵族生活的情况记录了下来。从辽宁阜新县关山辽墓到建平水泉辽墓,     

"契汉联姻":辽代玉田韩氏婚姻考论

以第四代隶横帐季父房为分界线,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婚姻对象有了质的变化,前三代是以普通萧氏为主要联姻对象,自第四代起,韩匡嗣家族基本上只与国舅萧氏拔里氏通婚,韩匡美、韩匡胤子孙的结婚对象则逐渐以汉人世家大族为主。契丹皇族与后族是两大稳固的通婚集团,各汉人世家大族也彼此互相联姻,再通过玉田韩氏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契丹皇族、后族与汉人世家构成一个庞大的姻亲集团,统和二十三年契丹统治者纳玉田韩氏入横帐季父房的深层目的即在此。这个姻亲集团同时又是把持辽朝政权的政治联盟,其对于辽政权国祚昌绵的作用不可小觑。     

契丹辽朝对南唐的交结和利用探析

五代时期,契丹辽朝对南唐的交结和利用是契丹辽朝南下中原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认识契丹早期发展原因的重要问题之一.围绕着双方交聘的目的和内容,形成3个阶段,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从交聘双方的地位和作用看,契丹辽朝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契丹辽朝对南唐交聘的建立、发展、变化和终结,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时期契丹中原政策变迁的反应.     

对辽代科举制度的再思考——《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正>21世纪以来,科举学俨然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吸引着众多学者孜孜研求,从隋唐到明清,各断代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与其他朝代科举制度研究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产生强烈对比的是,辽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却尤显冷寂、薄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史料匮乏所致。(1)但辽代科举研究又是不可或缺的。辽朝主导的选官形式是世选制与科举制,世选制以选契丹     

辽代佛像的鉴定

<正>辽代是中国北方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国家(916年——125年),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辽代信奉佛教的程度与北宋相比应该更胜一筹,据《辽史》记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点从咸雍八年《荆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史料上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把辽代     

近30年国内辽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辽代城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有益于辽代城市研究的深入。 一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活动的推动下,考古学界开始对辽代城址进行踏查,其后陆续发表了80余篇考证性文章,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为推动辽史研究,学术界还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成立了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并于1986年、1988年联合在阜新召开了“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对辽代城市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代的玉带文化

辽朝(907～1125年),是中国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上京。916年建年号,947年辽太宗定国号为"辽",辽景宗时期经过     

契丹族婚姻探讨

人类通过婚姻才能形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即家庭,婚姻在各民族历史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有关契丹民族的婚姻史料奇缺,故许多问题仍处在探讨和争论阶段,有些问题至今尚未涉及。该民族的婚姻,不仅是契丹史、辽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关的社会学、民俗学、法律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课题。笔者不避粗陋之嫌,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恳望读者指正。     

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契丹藏》有两种版本《文物》1982年第6期刊载有关《契丹藏》(亦称《辽藏》)的报告及论文,断定《契丹藏》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雕印的,因而称之为"统和藏"。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曾撰《<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一文(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期),认为:《契丹藏》的雕印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期发表了《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一文(以下简称《论辽藏》),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再次断定:《契丹藏》雕印于辽圣宗时期。拜读此     

2007年契丹辽史研究综述

2007年契丹辽史研究范围全面、涉及到各个方面,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尤其是政治制度史、文化史、考古文物方面的成果更显突出,而经济史、社会史、史料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辽金古韵 旅顺博物馆藏辽金文物展

<正>自公元10世纪起,契丹族和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建立了辽、金王朝。其文化发展脉络深受中原地区影响,从而加快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明的进程,彰显着以"契丹"和"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的彪悍与强大。旅顺博物馆收藏一批辽金文物。这些文物系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初期在我国东北地区"调查"所得。数十年来,这些珍贵文物一直尘封在库房中未与观众见面。此次经过整理研究,将其以展览的形式公布出来,在给观众带来历史文物信息的同时,更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