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

论及戊戌变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大学历史教材受篇幅所限,对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讲解尚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讲授这一问题时,在全面系统的总括其七次上书的内容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总体评价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成败得失。     

试论《知新报》对当代主流媒体舆论建构的启示

《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2月22日,是一份由维新派人士在澳门创办的报刊。它前后共出版四年的时间,是我国维新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它旨在宣传变法思想,开启民智,广泛记录了维新变法前后的大量社会史实。本文通过分析《知新报》对维新舆论的引导,透视维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该报对晚清维新舆论的建构作用,并从中分析《知新报》对当代主流舆论建构的启示。     

未刊行的两部康有为著作——《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简介

在百日维新的紧张日子里,康有为为积极推行变法主张,多次上疏,并日夜编纂有关新政的书籍,进呈给光绪皇帝。据康氏《自编年谱》及其奏折中的记载,他进呈的著作约有十几种。但在戊戌政变之际,这些著作有些被抄没,有的已散佚。目前尚存的《波兰分灭记》和《列国政要比较表》两书,原藏故宫昭仁殿,故宫博物院成立后,     

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

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赵涤贤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变法的最终目标“远未达到”,因为它没有改变“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所以“失败”了①;或者认为：将兵法“未见实效”,保甲训练“实效甚微”,“宋朝在对付‘外患’威胁方面,...     

论《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舆论影响

<万国公报>自改版后,利用其舆论影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建议中国进行改革,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素材.在变法过程中,它直接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并对开启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王安石变法纵探

(一)弁言 王安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变法运动具有何种性质?如何评价?历来是一个争议纷纭的问题。从近年来发表的文章看,文学界对它的性质的看法分歧还是很大。 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深深地感到:如果不是从整个的历史发展,而是单就变法来论变法,有些问题将是难于说清楚的。即使在材料的处理上,单就变法来评判对立的双     

市易法新评

市易法新评王盛恩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活动中的一条重要法令，它的颁布和推行，不仅成为朝野注目的中心和士大夫议论的焦点，而且引起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和变法派内部的分裂。自熙宁年间以来，对市易法的评议总是与整个变法活动联为一体，随着时势的发展而褒贬毁誉。目前...     

戊戌前后康有为议会思想的转变及其过程——以《第五书》和《第六书》之后从上下院到上议院的转变过程为主

在戊戌政变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着议会体系有关问题而提出并阐述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进呈《第六书》之前,康氏的改革路线仍然坚持上下两院制的议会体系,下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在《第六书》后至百日维新宣布前的期间里,康有为持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上院化制度局)和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保国会活动)同时并行的政治策略。然而,自百日维新开始及康氏被召见并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他在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这一激进路线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上院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但康氏的这一妥协并不表明他否定或放弃了在将来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     

再论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

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要求变法主张者争取广大中间力量的支持,注意推进变法的策略。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其实,张之洞是统治阶级中支持变法的中间力量,他与维新派的分歧在于变法策略的不同。     

我国最早的科技杂志

戊戌变法前后,我国知识界出版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技杂志。这说明,戊戌变法不只是一次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还是一次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普及活动。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要算《利济学堂报》(半月刊)了。它于1896年在浙江温州创刊,由陈虬主编。陈虬当时在端安创办了利济医院,任医院院长。这个利济医院附设着利济医学堂,《利济学堂报》就是该学堂的医学专业杂志。《利济学堂报》为木刻本,按全年二十四节气日为出版日,每月两册,每册约五十页。该杂志虽在温州,但发行甚为广泛,除了在温州设有22个售处外,还在浙江省设26个售处,北京设3个售处,…     

战国前期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兼以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为参照研究

战国前期,先后发生了三场著名的变法活动,即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本文拟以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为重点,并参照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的研究,深入思考社会变革对于国势、国运以及更广大空间和时间的重要影响。     

康氏家族文化与豫商文化之比较

康百万是豫商的杰出代表,康氏家族文化与豫商文化一脉相承,它不仅传承了豫商文化的义利并举、居安思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重土安命等特征,而且又有区别于豫商文化的尚儒又尚道、目光远大、诗书传家的特色。     

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

广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团体,它主要依靠出版报刊、图书、创办学会等方式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广学会发行了众多历史类的图书,这些图书涉及世界通史、国别史、当代史、人物传记等方面。《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书中所蕴含的世界史观、进化史观、国家观念,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动态等内容,成为刺激和鼓舞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19世纪末的维新之梦——戊戌变法百年回眸(上)

中华民族本来是十分讲究维新和变通的——当国家的生机在旧有的模式下开始走向消沉,社会进步受到重大滞碍的时候,每每会有有识之士,深怀忧国忧民之心,挺身而出,倡导变法,呐喊维新,以为民族谋生存,以为生民解倒悬。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求强的故事和人物不绝于书,秦有商鞅变法,汉有晁错改制,宋有王安石变法,明有张居正变法。这些人物的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试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与蒋英杰同志商榷

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2期上蒋英杰文章《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别论》,在“深入分析变法的目的、王安石的言行、变法条文的主要打击对象”之后,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王安石变法代表大地主利益、以巩固封建皇权为出发点,既扼杀了工商业的发展,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对此,我们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