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

清末民初,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的传闻开始出现,其内容和细节在流传中愈益翔实。1990年代严复一些未刊书信面世,在《致梁启超》一函中,严自称留英期间与伊藤博文同窗数载,回国后的待遇、命运则大相径庭。尽管该函两个标点本的识读有一定差异①,但考查这一时期严、梁的言行、交往、境遇,其内容有真实性,不能简单认定为伪,何况传闻的出现时间远早于此函。依据传播学原理判断,“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探源

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期间,日本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商船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其政要井上馨在英国进修财政经济,还有一些中日留学生同在法国学习造船技术。基于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6年最早提出当时日本执政大臣多与福州船政学堂首批留学生"同堂肄业",陈宝琛1921年继之明言严复有"日本同学"。直到1932年,林耀华、钱基博将"日本同学"细化为伊藤博文,严、伊"同学"传闻遂告定型。严复本人并无借伊藤抬高自己的动机,更不可能从生前并不存在的传闻中受益,据伪造"严复书札"断言严复是"同学"说的始作俑者,显然不正确。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名的启蒙思想家,蔡元培是近代名的教育家。作为思想启蒙,严复对教育的认识直接和明显地影响着蔡元培“五育”教育、“男女平等教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美育代宗教”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n但这种影响不是全盘的接收,而是学习中的改造和借鉴中的超越。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评严复的社会起源说

严复的社会起源说总共包括三部分,即君主起源说、求存合群说,“群肇于家”说。前者配合维新运动,否定君权神授,具有积极意义。次者探索初民合群的动机,后者阐明家庭是社会的起点,各有合理成分。但在实际上,前者和后者并不一致。前者是西方契约理论影响下的产物,而后者却是冲破契约理论的锐利武器。总之,严复的社会起源说与他对西方契约理论的态度密切相关。     

严复的法制起源说

严复认为法制起因于人类的忧患意识,起源于民约,社会分工是“民约”变“君令”的重要一环。这些见解系受多种西方理论影响,彻底否定了法制由上帝创造或圣贤创造的观点,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论明治宪法中议会预算审议权的形成

1889年的明治宪法是一部以天皇大权为中心的专制宪法,议会的权限有限,但是由于它被赋予了重要的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促使战前日本天皇制的政治体制中竞产生了政党政治。那么,宪法的缔造者——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权力赋予议会？有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等人对“宪政及各类政体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是重要原因。而本文则通过对近世以来日本地方上存在的租税协议惯行、明治维新后地方民会和府县会的预算审议权以及宪法发布前政府及民党的宪法草案内容等进行分析,认为议会拥有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已是当时普遍的基本的认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伊藤博文不可能逆社会潮流而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林平汉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至３日在严复的故乡福州召开。这是祖国大陆继１９９３...     

试析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的政党观——以其“超然主义”演说为中心

黑田清隆首相指出社会上出现政党是“不能避免的”,但彻底否定了政党进入政府内部、甚至组织内阁。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认为如果和特定的党派相结合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强调政府为了进行公正且合理的政治需要保持不偏不党性。虽然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在“超然主义”演说中提出政府要超然于政党之外,但均不具备现实性,就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宪法颁布之初对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怀疑和不信任。     

“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概述

“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概述郭常英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至３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以及港台的学者８０...     

从传统走向现代——早期(1854—1879)严复思想演变的文化取向剖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不但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位划时代的先驱。早期(1854—1879)严复的个体行动是一种典型的从传统到现代演进的社会行动,这种行动是指向现代性的。他不断突破、改变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早期社会现代化的大变局下通过个体不断求学实践个人自身的现代化。从文化的路径探讨早期严复是如何通过个体的行动突破结构的限制,实践其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重新梳理并深入挖掘这个时期严复思想演变的原因及其意义。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严复悖论”揭示了制度移植与文化适应性的困境。中西文化的差别以及文化的整体性和刚性是导致“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严复悖论”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是：中国只能兼收并蓄,综合创新政治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内在关联性,整体协同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循序渐进,进行“增量改革”;博采众长,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础。     

“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

严复留英回国后 ,光绪六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 ,而非“总教习”。严复有很强的语言才能 ,他关注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 ,但专业成绩与实践能力并不出色。在海军初创、急需舰队军官时 ,严复虽为驾驶科班出身 ,却未上战舰 ,转而从事教学 ,且所教并非军事技术而是“洋文”。这是沈葆桢、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因材用人的安排 ,并非他人排挤 ,或不被重用     

本质、反本质及“反-反本质”--对严复宪法治理思想本质论维度的考察

宪法治理文化应当追溯到清末民国初且持续百年的立宪思潮与实践,其间尤其以“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即严复的宪法治理思想极具代表性。宪法治理何为,应该包含哪些必要元素;在严复的宪法治理思想中,限制公权是本质,追求富强为反本质;进而延伸出实现自由为“反-反本质”。由此找出严复宪法治理思想背后的终极理据。     

严复与方伯谦--兼论严复的民族观

严复与方伯谦同是福州人．同是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后学堂轮船驾驶专业首届毕业生．又同被派赴英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严复主要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方伯谦主要在北洋海军中任职,都成为海军界栋梁之才。不同的是。严复成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启蒙思想家和优秀的爱国者．方伯谦则因甲午黄海海战中的表现问题被处以极刑．其是非得失至今仍颇费评说。     

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

严复、何启二人,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留学的时间几乎同时。严复留学时间颇短,而何启时间较长,但似乎并无机会碰面。前者习海军,后者习医学及法律。回国后,二人有不同的事业发展。何启以香港为基地,施展其所学之长,服务香港社会,成为一位重要的华人领袖,对香港的民政建设,建树良多。严复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们二人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蓝图,从提倡的初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从而显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其船坚炮利,而在其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式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之基乃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改革的张本,期望清廷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实现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