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井的考察与研究

鸿胪井,是大连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是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派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往靺羯地方的“震国。(亦称振国)册封其王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往返都里镇(今大连市属旅顺区旅顺街)时,所凿的两口井及刻石一块。是中国唐朝中央政府与渤海地方政府间,从属关系的印证,是研究中国史,东北地方史、民族史尤其是满族史、渤海国史、辽南地方史等的珍贵参考资料;是满汉两族先民们接触、融和的第一块里程碑。然而直到现在,我国史学界对“鸿胪井”及其刻石的古今情况还是模糊不清的,即到旅顺街访诸旅顺人,也是十问九不知的。史学界的情况呢?我们举出几部现代出版的书籍所记述的原文就可见一般了。     

崔忻出使渤海时间考

关于唐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崔忻出使渤海、册封大祚荣之事,文献及旅顺鸿胪井刻石均有记述。但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当时正值睿宗与玄宗分头执政,“皇帝以听小事”,“太上皇以听大事”,因而有关崔忻出使的具体时间,及此行究意是受睿宗抑或是受玄宗所遣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至今并不十分清楚。对此,本文试图做一辨析,以求教于学术界。考崔忻出使渤海之事,最早见于《旧唐书》,谓“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訢,据旅顺     

唐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与研究的几个问题

文章首先对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时期文献著录情况作了分析。其次对鸿胪井刻石铭文研究争议的核心问题进行综述分析。再次在梳理、分析著录过程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思考,指出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清晰把握,刻石铭文研究关注点太集中,忽略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疑点问题,进而提出新的解读思路,强调未来鸿胪井刻石铭文还需要学界重视,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碑林中的图案装饰

“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最多和最早之处。碑林中保存了不少各代尤其是唐代书法名家的原作刻石,成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这久已闻名于中外。同时,西安碑林中的碑石、墓志,除在书法和艺术、史料文献方面具有价值外,在碑的两侧、座下两边,墓志的周边,又多刻有绚丽多彩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大多是北魏、隋、唐的作品,它们保存了我国六——十世纪间图案艺术的结构和风貌,是研究我国古     

鸿胪井石刻考略

唐代鸿胪井石刻是唐朝与渤海国地方政权关系的实物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记载与论述该石刻正文的文字及石刻的式样、拓片的版本、鸿胪卿之名等方面多有错误,以致以讹传讹．本文重新作了考证,以恢复其真实面目。     

唐鸿胪井刻石探讨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遮护着一块约有十多立方米大的褐色驼形巨石。左上角刻着“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类似摩崖的29字刻文(见图一:马洪临摹鸿胪井刻石)。 这块巨石是旅顺黄金山岩体擗落的天然硕石。石破天惊,却材大难用,一直默默无闻。至唐代得遇崔訢题刻,点石成金。《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     

《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出版发行

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深圳望野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李训墓志的发现是遣唐使、日本史,中日关系史及中日书法史研究的空前所获,也是目前所见唯一存世的日本入华遣唐使中所涉及等级最高历史人物的实物遗存.     

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

靺鞨族是东北亚古代文明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俄、日、朝、韩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抱有极大兴趣.19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在对靺鞨族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日本于1660年出土的多贺城碑,以及我国旅顺黄金山脚下发现的册封靺鞨鸿胪井碑,蒙古国于2009年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铭,对深入研究靺鞨的历史,厘清与靺鞨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对俄、日、朝、韩、美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与综合比较,并对日本多贺城碑和蒙古国仆固乙突墓志铭的情况加以评述,以使我们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海外各国的靺鞨研究现状,为我国学者的靺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

记载唐代渤海国史料的石刻,迄今已发现四份:一是著录于明嘉靖《全辽志》卷一《山川志》、原在旅顺黄金山麓的《崔忻井阑题名》①;二是一九四九年在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发现的《贞惠公主墓碑》②;三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迤东出土的唐《张建章墓志》③;四是一九八○年在吉林省和龙县龙海大队渤海壁画墓中出土的《贞孝公主墓志》④。这四者之中,两份是墓志,一份是墓碑,一份是题名。一、三都是唐人册封使、答聘使记录去渤海事的。二、四则是渤海国文王大钦茂的女儿,是直接记录渤海族人事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

渤海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存世大约六百年,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渤海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筑都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并结合唐王朝的羁縻州府政策,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     

《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补释

辽宁省辽阳市出土的《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是一方非常重要的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有关的墓志。墓志比较详细记载了渤海遗民张行愿家族情况,可补史之缺。但由于历史原因该墓志发现后不久就遗失了,《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全辽文》中都对该墓志有所介绍以及论述,但均有不足之处。根据辽阳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并参考史书和其他相关墓志材料对《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进行尝试性补释。     

新见唐《李椮墓志》疏证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唐李椮墓志,可与李椮祖李制墓志、父李纲传记、兄弟李立言墓志相互校读。整理这些墓志资料与文献记载,可以厘清渤海李氏四代人的世系、生平事迹、萃处京畿的原因及其他相关问题。这些资料可填补"史书不足以尽史"之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西安碑林拓本

西安碑林是我国保存碑石最早且数量最多的处所,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碑林不仅是经史的宝库,而且是书法的海洋。这里有许许多多镌刻了古人书法原作的碑石。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怀素、张旭……这些著名的书法大师,都在这里留下了代表性的作品。“颜氏家庙碑”、“玄秘塔碑”、“唐皇甫诞碑”更是公认的颜、柳、欧体的范本。宋徽宗赵佶是无才干的皇帝,但却是一位出众的书法家,他的“瘦金书”自成一派,可以在这里看到。宋代的黄庭     

襄垣县发现唐武后时墓志碑石

山西省襄垣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墓志碑石两方。《连简及妻张氏墓志铭》碑此碑不知何时出土,原存漳川书院,现藏县文化馆。碑高71、宽71、厚14.5厘米。碑文界以方格,横、竖各二十五格。字迹大体可辨。首行题"大周故飞骑尉连府君墓志铭并序",     

五代渤海高公夫人王氏墓志考辨

比对五代渤海高公夫人王氏墓志与现存相关文献,墓志中"怀迁"当为王夫人之祖,与五代延州高万兴之父高怀迁并非同一人,仅同名而已。墓志中"思殷"为王夫人之父,与高万兴兄弟并无关联。墓主王夫人之夫高某为高万兴家族之成员,与高允韬、高允权为同辈。墓志中"渤海公"并非爵号,应为"渤海高公"之简称。墓志中仍然有诸多信息无法从现有文献中给予印证。     

唐《段伯伦墓志》考释

本文以关中博物院所藏《唐段伯伦墓志》为研究对象,结合传世文献,碑史互证,对志主段伯伦的生平行迹、武威段氏世系、段伯伦家族葬地以及唐文宗时期的社会政治等情况进行探讨。     

旬阳发现的几方近代碑石墓志

旬阳县在收集、整理文物志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反映近代经济、军事、政治及社会情况的碑石墓志,其中大多数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谨介绍数端,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咸丰六年洞儿砭枸稂税规碑拘稂税规碑现存旬阳县城西门外洞儿砭,树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圆首,首身一体,碑额书“永垂不朽”四字,高109、宽56、厚6厘米。此碑真实地记录了咸丰年间洵阳县枸稂(造纸原料)的生产、购销情况以及征税的有关规定,是研究清代后期秦巴山区山货特产及税收制度的重要资料。此碑全文如下(标节系笔者所加,下同): “洵邑立县以来,差务尽归里居。民间     

《周易》碑石考

西安碑林,文物古迹荟萃,碑石林立,名碑众多。随着参观人流,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入第一展室,排列在“开成石经”首位的《周易》十卷的经文,吸引着中外游客,更为经学爱好者所向往。《周易》也称《易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在先秦思想史上居重要地位的文献典籍。它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注释和论述,“经”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辞和     

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再探讨

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再次引起世人对1200多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瞩目, 对墓志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已成为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共同课题。本文通过与同时期唐人墓志及古代日本墓志的比较,并结合历史背景认为:井真成墓志制作粗糙乃与当时的时间仓促有关;以往墓志释文中的“闻道”应为“问道”;井真成被赠赐“尚衣奉御”一职是唐政府的特殊优待;国号“日本”的记载应为现存最古用例;中日墓志的差异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