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

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乡族自治传统下的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随着国家扩张权力需要的增强和地方资产阶级化新兴士绅的倔起,一种以国家与新型地方精英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地方权力格局呼之欲出。当然,由于传统势力的牵制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地方权力重建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纠葛与冲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警政专业化进程探析(1927—1937)

清末民国时期,武汉地方新式警察机构建立,近代警政得以初步发展。不过警政组织系统、警察职能、警员素质等方面存在问题,警政效能低下。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建国计划付诸实施,在中国城市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重建城市社会权力秩序,而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是对警政的改革。武汉警政整顿也随之进行,并在此期间逐步稳定,实现专业化。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

清末新政初期,新疆地方政府应编练新军之要求,于1903年组建新疆巡警兵,开启了新疆警政建设的历史之门;1906年,署理巡抚吴引荪遵照巡警部政令对新疆警政重加整顿,使新疆巡警初步成型;在预备立宪计划的严格限定下,新疆警政建设发展迅速,至1911年,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化、规模化和职业化的近代警察体系。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士绅演变与地域权力更迭:刘一梦小说《斗》文史互证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绅士批判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刘一梦的短篇小说《斗》是1920年代末革命思潮的微观反映,其原型为山东省沂水县发生的牛头税之争,与清末民初沂水县形成的三角权力结构有关。它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绅权急剧扩张所造成的"绅士圈套"困境,以及新旧士绅之间的分化和冲突。随着北伐后地方社会的重组,新旧士绅的地位最终更迭。士绅演变与地域权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是这篇作品背后最具历史意味之处。     

清末四川警政建设史略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原有的保安体系已不足以维护其统治利益,在这种背景下,近代警察应运而生。四川即是清末最早举办近代警政的省份之一。从1902年,岑春煊在成都创办四川通省警务学堂肇端,直至辛亥革命,经过10余年发展,四川警政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以军队、宗教、保甲、帮会等作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手段,使社会管理开始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戊戌政变期间,这些世家大族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翁同龢等人与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成为政敌。戊戌政变后,刚毅清理田赋,对常熟士绅进行政治打击。当地青年士绅不满地方权力结构,他们组织中西学社,争夺由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经费。他们也不满刚毅的政治打击,沈鹏在《国闻报》刊布弹劾刚毅等人之奏稿,引起朝野震动。徐兆玮提出"士气"论,认为士绅应当承担田赋征纳的责任,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伸张民权。这种思想受到江南经世思想传统及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常熟青年士绅的普遍观念。清末新政之后,认同"士气"论的常熟青年士绅逐渐主导地方政治,开启了新的地方权力格局。     

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北大核心CSSCI

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预备立宪期间,谭延闿积极宣传宪政思想,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他的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亦是清末一些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嬗变的缩影。     

王永江与奉天省警政早期现代化

王永江在奉天省警政革新取得两个成果,一是担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厅长期间大力整顿警政内务,在军警冲突成功地维护了警权。二是担任奉天省代省长期间整顿保甲制度和实行保甲合一。警政革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奉天省地方政府在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社会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体现了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传统与现代化因素的统一。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Ignazio Silone and the Fascist political police

Secondino Tranquilli (alias Ignazio Silon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PCI) in January 1921. Esteemed by Moscow and the Comintern, Silone was give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he clandestine PCI organization in the 1920s and was appointed to its Political Office. His political career, which ended with his expulsion from the party in summer 1931, was frequently recounted by Silone himself who, as a famous writer, felt oblig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political past. Recent studies by Mauro Canali and Dario Biocca of Silone's membership of the PCI have shown a rather different truth. The documents they have published show that ever since he was in the young socialist movement Silone was collaborating first with the Italian police and then with the Fascist police. Throughout, he was corresponding with a high-ranking official in the Italian police, Guido Bellone. Their relationship entered into a crisis that ended Silone's collaboration when in April 1928, following the explosion of a bomb in Milan that caused some twenty deaths, his brother Romolo Tranquilli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twelve years' imprisonment. This clearly weighed on Silone's conscience and was probably the original cause of his eventual abondonment of politics and his own 'double' role, to become awriter instead. Thispainful journey involved frequent treatment in specialist clinics where Silone received intensiv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13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