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

宋代存在着各种准政区。其中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以发运使、总领、提举茶马、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受中央政府委托,在各自辖区内履行财政职能,并且围绕各自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它们对本政区内的州、县,甚至路一级的官员存在着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监察与管理进一步加强;但是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使宋代地方行政体系运作迟缓的发展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广西古代政区划分规律与当今政区改革

政区是国家为了推行政务，管理社会而划分的各级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封建社会广西政区划分的规律及特点带有普遍性。由于历史的继承和下延，封建社会一些政区划分不合理成分延续至今，加上过多地考虑政区的政治性和行政性，在行政管理方面阻滞商品经济发展及经济区的形成。借鉴历史规律，本文对广西政区改革提出建议：一、依据广西的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在当前经济条件下，运用区位理论来规划广西行政区划的总体发展战略。二、以两个经济圈为核心，缩小一级政区管理范围，增加一级政区数目，减少政区层次，采用政区新体制。三、对“撤县设市”、“县市升级”一定要严格把握度量标准，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     

唐宋时期瓜洲沙洲变迁与沿江政区响应

中唐以来扬州、润州江面上的瓜洲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同江北扬州相连,扬州滨江土地的增加与长江江面的收束使该地区政区变化频繁。江中沙洲时期,瓜洲分属于扬州、润州,并岸后以江为界,全属扬州。唐末以来扬州滨江区域逐渐发展,北宋初年通过割县与升州,扬州一分为二,长江两岸形成昇、润、扬、真四州两两相对的地域结构。南宋时期,瓜洲在某些时段遥隶镇江,以江为界与跨江遥隶代表着滨水区域两种不同的地域结构,后者重视对长江水域的控制,因此在宋廷构建江防体系与元军围困扬州的过程中凸显出来。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唐、北宋时期今河南对应区域政区之演变

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和改朝换代,唐至北宋时期,今河南对应区域内所置政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级政区的划分原则、名称、管理幅度及其影响,二级政区和三级政区的数量、名称、等级与隶属关系等方面。但就这一时期运行于今河南对应区域内的政区制度而言,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最稳定的基层

一场“天下第一县”的争论,许多延续两千多年的地名,穿越时光隧道,将古县风貌带到了现代人面前。从封建时代的领土,到帝国直辖的最基层政区,“县”一路走来,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独立与依附的变奏——雄安三县政区演变研究

雄安新区的主体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在政区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三县之中,容城设置最早,雄县次之,安新出现最晚。雄安三县经历了各自分属不同统县政区,相互联系独立成为统县政区,最终又依附同一统县政区分立的过程。这与雄安地区远离交通干道的地理环境有关。雄安新区的设置,对该地区发展有重要助推力。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荆州松柏木牍所见西汉南郡的历史地理问题

新近公布的荆州松柏木牍,记载了武帝前期南郡所辖17个县、道、侯国的名称,这是除了《汉书.地理志》以外,有关南郡辖县的又一次明确记载。荆州松柏木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它不但使我们对武帝前期南郡的政区有了清晰的认识,还使我们对《二年律令.秩律》中一些县、道的归属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促进了我们对西汉时期南郡政区演变的了解。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本文探讨了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以河为界是金初立国、区划疆域的基本原则,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路六路,即永兴军路、■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本文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

13-18世纪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变化趋势表现在: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力量的不断减弱与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是导致这些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