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来中国古地图与地图学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地图与地图学史的研究,在单幅地图、地图谱系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方面都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在历史学研究正在变革的今天,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以及地图学史的书写也开始随之变化,研究视角和方法日益多元。今后,应当在进一步对古地图进行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从更为多元的视角重写中国地图学史,并借鉴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深入发掘古地图中蕴含的史料价值。     

从空间认知看中国古代图画地图的流行

图画地图在中国古代占据重要地位,即便是在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测图技术逐步传入中国的三百余年里,这一局面也未发生明显改变。这就使“中国古代图画地图缘何能够长期流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和测绘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地图作为空间认知的重要工具和外化形式,其具体形态与人类的空间认知方式以及与之匹配的表达需求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图画地图的流行既是由古人“视场”式地理空间认知方式决定的,也与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空间、政治文化空间、精神记忆空间等多维度空间的认知表达紧密关联。需要以跨学科的方法、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图画地图在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价值。     

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

文章从地图学史的视角,结合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理论进展,讨论了对古地图上错讹地理信息的合理认知和处理方法。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来源芜杂,兼有实际和想象的内容;且其表现形式多样,兼具实用和装饰目的。因此,古地图上的错讹必须以丰富的地图学史知识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去理解。文章以19世纪初以前中外古地图中对西沙群岛(帕拉塞尔)的表现为例,分析了错讹出现、维持以及最后消失的原因。作者认为,"古Pracel"的提法不符合地图学史,系对古地图地理信息的误读。     

地图如画 画如地图

几年前,结识了一位研究古地图的朋友,她但凡给我介绍古地图时,先要强调一句：“古地图很美观,但不精确。”言下之意大概是：你就把它们当画来看,不要太当真。     

试论中国地图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丰富灿烂的古文化,这是数千年来聪明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在地图方面也有所反映。地图作为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社会活动的必要工具,几乎同世界其他文化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有关地图起源的文献,最早记载的是夏禹铸九鼎的传说,而考古发现则首推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此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作品,它反映了距今2100年前中国地图学测绘、制图的光辉成就。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保存下来的地图作品,我们认为可以从中发现地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又从保存下来的不同…     

古地图中的图文互动——以放马滩木板地图为例

中国古地图由图形和文字两类信息组成,二者共同向读者展示地理信息。本文以放马滩地图为研究对象,对地图中部分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并由此探讨古地图中文字所起到的辅助性注记、辅助地理定位、充当比例尺等重要作用。     

明代广州城市自然环境及城市布局的特征——明代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地图研究

古籍地方文献中所绘制或收载的地图,是古籍记载地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图经》为早期方志之一类,又称图记、图志,其体裁形式是以图为主,结合文字说明,北宋李宗谔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北宋末年起,图经、图志、方志基本上融合为定型方志,图经逐渐被定型方志所替代,但地图仍是方志中重要的内容。古籍地方文献中的这些古地图,不仅以渐趋科学的形式记载了地方历史地理的演变状况,而且以其注记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人文信息,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纪要

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主办的“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顺利举行。来自两岸13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地图学史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

在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的研究中,一般关注于古代地图的科学技术价值,而较少讨论其思想史意义,尤其较少讨论方志地图的思想史意义。因此,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做了初步的考察。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中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但是对舆图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外对区域地理景观自身的关注,反映了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萌芽的知识兴趣。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地理学观念与知识系统,同时表现出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认知地图是环境意象构成要素、要素间的距离和方向信息最为完全的表现形式,综合反映了居民对城市的认知和城市对居民的影响,是行为地理学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论文基于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视角,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的手绘地图研究、认知地图扭曲研究、地名认知/距离认知/城市空间结构认知、认知地图居民属性研究,提出了国内努力的方向。     

尚待挖掘的常见“新史料”——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

正当前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绘本地图(集)和重要的刻本地图集,以及少量古籍中重要的插图,但实际上中国的古籍中存在大量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地图,仅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以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5套丛书统计(去除了上     

儿子爱地图

激发幼儿求知和学习的欲望,远比教会有限的知识有意义得多。有一次,我带儿子到学校的办公室里玩,一进办公室儿子就被挂在墙上的花花绿绿的地图吸引住了,他不断地指着地图向我问这问那。我感觉到如果有张地图挂在家里,肯定会成为儿子成长的宝藏。于是我去了书店买来《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挂在儿子顺手能指、抬眼能看、开口能问的地方。果然,这两张地图成了儿子成长的法宝。在地图上认字我先和儿子认地名。我问:“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哪里?”儿子抬手一指“大公鸡”说:“爸爸,在这里,你再问。”我又问:“北京市、山东省……”按照我的…     

明代长城地图绘制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考

明朝构建了规模庞大的长城防御体系,反映这一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也绘制甚多。其中各镇定期绘制了大量分路地图,是详细反映各路长城具体情况的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孤本是目前所见仅存的单行路级地图。该图绘制于万历前期,采取传统的形象绘法,不仅直观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面貌,而且较为准确地绘制出了长城设施位置与空间布局,反映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依托当时技术条件,追求科学化的努力。     

认知考古学

科林·伦福儒在2005年出版《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从残存的物质遗存中来推断过去思想方式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夫妇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对古代文化中所有人类思想产物的研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是两位杰出的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为后过程考古学认知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如何构建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并非与过程考古学对立,或与主流考古学独立的分支,而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他们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定在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学四个方面,并对这些范畴的研究做了界定。他们也选用了中美洲、缅甸及印度复杂社会研究的案例,为认知考古学如何解读人类行为和思想提供了独到和深入的洞见。他们认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单靠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所谓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他们也否认了某些过程考古学家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文化副现象、不值得研究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应...     

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

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快就发生了转向。其中,哈利(John Brain Harley)、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是地图史研究转向中展开系统理论阐述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哈利成就卓著,他关于地图史的理论阐述被称之为地图史哲学,而以他为核心的学者群为地图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在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首先,传统的实证主义专题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吸收新的思路与方法,不断深化;其次地图史不再只是地图史本身:地图史同时也呈现历史,而地图更被用来构建历史。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从权力、资本、知识关联性角度,讨论地图史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过程。第四,地图装饰和女性主义等其他地图史专题研究,同样引人注目。     

康熙年间来黔测绘地图的外籍传教士

康熙《皇舆全图》的测绘,是我国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地图学跨进了一个崭新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世纪研究的新路径和新领域

作为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世纪研究"(Medieval studies)在西方有其特定的内涵。但近年来,随着"古代晚期"及"近代早期"等概念的日益成熟,原有的"中世纪"概念不断遭到解构。目前,在该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和演化路径,其中,在性别、异端、民族、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变化尤为显著。"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这种研究思路也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这一思路对现有的"中世纪研究"理念将构成巨大的挑战。     

明代《江西舆地图说》考论

《江西舆地图说》是一部明代的江西地理图志,现存万历时所刻丛书《纪录汇编》本,卷端仅题“赵秉忠”,未载明其字号或籍贯。晚清的山东地方志以及今人论著中都将此书认定为青州赵秉忠所著。但实际上,题名者是福建人,曾任江西乐平知县。纂修之事,起初由江西巡按赵耀主持,各州县长官负责编辑本地情况,汇总后交由王世懋删润。尚未告竣,赵、王二人相继调走,最终由赵秉忠定稿、邵陛刊刻。此外,现存刻本没有地图,并缺少饶州、南康和九江三府的内容。王世懋的《饶南九三府图说》正好补其不足,两书实出同源。今国家图书馆藏明彩绘《江西全省图说》1册,其文字部分与刻本《江西舆地图说》基本相同,大约绘制于王世懋本和赵秉忠本之间。     

30年代编制出版的《中华国耻地图》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保存着几幅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绘制的、反映鸦片战争前后至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蚕食中国领土、欺凌中国人民的卑劣行径以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英勇事迹的地图。这类地图被称为“国耻地图”或“爱国地图”，是一种“时事地图”。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写满民族自豪感的古今文献典籍中，在十几万种描绘中国大一统山河的古今地图中，这几幅地图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它们记录了近现代史上中国历经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践踏的耻辱和痛苦。武昌亚新地学社绘制、印刷并出版发行的《中华国耻地图》便是其中之一。 …     

略论石印本光结朝八省沿海全图

古地图同古籍善本一样,历来是人们追捧收藏的对象。什么是优秀的古地图？依笔者愚见：一要稀少,二要全套,三要有史料价值,四要品相好印刷精。稀少,就是社会存量极少,所谓物以稀为贵;全套,就是按分类系统来说,一张不缺,是一种完备的集合体;史料价值,就是该地图本：身深刻地体现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所谓精印和品相,就古地图而言,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石印本光绪朝《八省沿海全图》,便是具备上述“四要”的古地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