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榆林镇的烧荒行为

烧荒的目的是“绝其孽牧”,不让战备物质为敌方所用。顾炎武《日知录》卷 2 9“烧荒”条 ,已将烧荒的历史追溯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明代九边全线防御 ,守边将士因责任重大而多采此法。成化六年 (14 70 )四月 ,陕西官员即“会同陕西镇守巡抚官计议烧荒不尽”,凡“致贼得藉野草犯边者 ,宜如法究问 ,兵部其行舆知之”,尤其是为保证宁夏、榆林之安全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事例 1:王琼《北虏事迹》记嘉靖八年 (15 2 9)十月 ,“奉敕本边官军出境烧荒。 (王 )琼恐所在主兵寡少 ,深入失利 ,行令调到延绥、固原兵马防护出境。东自定边营起 ,西至横城堡…     

保卫与破坏——明代“烧荒”小议

作为一种御敌措施,烧荒在明代被长期执行,焚烧野草林木在断绝敌方草料物资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沿长城一带的边塞地区在持续的烧荒之后沙漠化日益严重,保卫与破坏成为明代烧荒政策的双刃剑。     

宋代窖藏钱的初步研究——兼论窖藏钱的中日比较

本文对宋代,包括辽、金、西夏窖藏钱币资料做了全面的搜集;对日本中世时期窖藏钱币的考古学研究做了详细介绍,并就两国窖藏钱币种类的组成进行了比较研究。证明在宋代,中国钱币不仅在其境内流通,在周边国家也广泛使用。     

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

历来学界探讨明代政治,少有专就“祖制”此一问题去深究。而有关“祖制”的界定,以及其意义与作用如何?则含混其辞不得而解。近年来,在翻检明代史料之时,常见明人以祖制为言,长篇累牍,看似“饶舌”不止,实者具有深意在。个人以为“祖制”问题关涉庞杂,甚值得深一层去探讨。 本文是个人对“祖制”专题研究的先发论文,拟首事探讨祖制的相关周缘问题。至于涉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宋代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倡导社会变革,体恤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两宋社会在内忧外患中维持三百余年,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广大社会成员精神面貌的总体表现,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本文试图对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诸种表现、特征、产生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一些探索,不妥之处,希批评指正。     

试论宋代的葬期

通过对南、北方地区出土墓志、地券中记载宋人葬期的统计,得到了对宋人葬期的一些初步认识。根据这些认识提出了宋人葬期过长是宋代的普遍现象,并且探讨了这一现象的原因。     

试论宋代的閤门官员

北宋中期以后 ,随着枢密院的外廷化 ,文官占据了枢密院长贰职位 ,武选官被完全排斥在中央高层行政权力之外 ,门司等内廷机构成了武选官在中央所掌握的最重要的职位资源。门司直接服务于最高权力 ,门官员多出身于外戚勋贵 ,地近而人亲。从神宗朝开始 ,门官员依凭皇权 ,试图重返枢密院。南宋孝宗则明确提出要以武臣为枢密长贰 ,希望藉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 ,同文官相比 ,门官员素质低下 ;同军职相比 ,武选官又非职业军人。孝宗的做法非但“不足以服文吏之心” ,激起了文官的强烈反对 ,而且还有可能引发军职的反感 ,“反激武臣之怒”。在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的体制下 ,孝宗“右武”强兵的愿望化为乌有。门官员可以得到皇帝的信任 ,却受到文官的鄙薄与制度的遏制 ,抱负及权力欲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释放 ,在极端的情况下便可能演变成佞悻干政 ,对国家政治造成巨大损失。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试论明代广宁的马市

明朝时,政府十分重视马市,尤其是很讲究战马的供给。马市,就是明朝政府以获取马匹为主要手段而专门开设的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一种定期性贸易场所。马市贸易,是我国古代史上很有影响的民族经济交往形式。它对于东北各族人民,尤其对于建州女真的崛起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广宁(即现今辽宁省北镇县)马市是明朝政府首批开设的马市之一,因此,广宁马市更具有特殊意义,本文拟就广宁马市做以论述。     

试论明代的清军制度

试论明代的清军制度曾国庆明代的清军,亦称清戎,是朱明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维护建立在世袭军籍上的卫所兵制,防范、解决军伍空虚和军籍管理淆乱,对军伍实行清理、勾补,旨在确保有兵可用的一项大政要务。清军不啻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涉及当时政治、经...     

宋代遗嘱征税的性质——兼论析产与继承的区别

宋代的遗嘱征税对象,只是针对“户绝”时的遗嘱和传承与儿孙等承分人以外的部分财产,征税时间是在“合改立户”也即过户之时,属于契税而非遗产税。这种在家产传承中只对非承分人所承继部分征收契税的做法,与古代社会“同居共财”制度的特性有关,也说明古人已经将家产传承区分为析产与继承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明代海运与漕运之比较——海运可行论

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逐渐分离后,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从南部经济中心调运必要的物质以保证北部生活所需,运输途径不过是陆路与水路两种,但是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主要运输方式却有不同。有明一代,江南粮草输往北方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海运、漕运与陆运,陆运主要是与前两种配合应用,因此相对而言海运与漕运就比较重要。海运在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时间并不长,漕运则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海运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可以代替漕运而占据主导地位。     

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

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杨春雷明清市镇史的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江南平原市镇。却鲜有涉及江南山地老。本文拟考察江南山地的徽州市镇。并将其与平原地区的江浙市镇对比研究。进而探讨不同的自然人文条件下市镇经济与...     

试论草原交通工具勒勒车的起源与发展

勒勒车,又称哈尔沁车、辘辘车、罗罗车、牛牛车等,是草原游牧人就地取材自制使用的木质车辆,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勒勒车的制作,通常以草原、沙地、丘陵上常见的桦树、榆树等硬木树干制作,双辕,双轮,因用途和所适应环境的不同,辕长与轮高、毂的长度、轸的薄厚（舆底部左右两侧与伏兔连接起到提高辕的纵木）等部件,不尽相同,其中轮最高者可达4米多.勒勒车的基本特点是车轮大,车身小,结构与制作工艺简单,方便且快捷,经久耐用（图一）.根据地理环境、用途等因素,经过不同程度改进,能在草地、雪地、沼泽和沙漠地带行驶,载重数百斤至千斤,适于牛、马、骆驼拉行,一般多用牛拉.     

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兼论黄氏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黄遵宪创建中国近代民俗学体系的贡献予以了肯定,并逐步开展了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黄遵宪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特征是比较研究法。他在创建民俗学理论中,往往将中日两国作为比较的基准,从中抽绎出特征、规律及结论。而这种比较研究在他对日本民俗及社会风尚的研究中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指正。     

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

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商业市场的活跃,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野生动物的食用、药用、器用价值的追求热情日盛,使得野生动物经济价值凸显,这是导致野生动物被捕杀的根本原因,由此对当时和后世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乡试录取率考证——兼论其史料来源

明代乡试录取率的史料来源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官方编纂的各科《乡试录》,明人文集和地方志等相关著作中的乡试录序文,散见于明人文集和笔记中的考录信息,三者可信度依次递减。目前,明代乡试录取率研究依然有可推进的余地,依据可信史料,至少还可考证出未见的乡试录取率16科,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研究比较薄弱的万历中期以后。     

试论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本文拟对明代皇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皇权的政治基础,是指皇帝在实行专制极权统治时所借助和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居于上层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专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