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理欲关系中“理”的辨正

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一个具有根源性、总体性、形上性的本体概念。戴震的哲学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而他用以刺入理学内核的武器就是全新形态的＂理＂概念。戴震在概念分析上把＂理＂规定为分理、条理、情理。在将这些内涵运用于社会生活时,它们被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秩序性以及适度性。此外,还包括人对这些内容的正确认识,即道德真理。据此,戴震对宋明理学家以＂意见＂为理,造成＂以理杀人＂的后果展开了严厉批判。     

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兼从范浚看道学谱系的生成

本文以范浚与秦桧、朱熹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国家政治、地方士绅、家族後人以及地域文化、道学机制等在范浚形象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利益诉求和隐秘欲望,如何造成了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而探讨道学谱系生成机制的若干问题。范浚对秦桧并无恶感,范浚因秦桧当国而辞贤良方正试之说是後人层累和增饰出来的;朱熹并未拜谒过范浚,世传朱熹所撰《范子小传》系伪作,朱熹对范浚《心箴》的引用亦属断章取义;范浚在南宋道学谱系中位置并不重要,从元代开始,随着乡贤士大夫对范浚的不断推扬,范浚在金华区域文化中位置逐渐凸显,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学谱系中,道学谱系的生成,涉及道德的正当性、朝廷与地方及家族的助推、师承和传受、思想的系统性与活力性等复杂因素。     

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

朱嘉等人的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思想,从“存天理,死人欲”这一理学核心和纲领的形成,也可以清楚的证明。天理、人欲对立,在《淮南子》和《礼记》中就有明显的论述,两书有完全一样的文字说明对立,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两书的主张又完全不同,《礼记》主张用和乐教化,《淮南子》主张心性修养。理学家们的主张显然从黄老道家《淮南子》中得到启发。     

从地方志看四川应对疫灾的机制

历史上的瘟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280～1949年），由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口迁移，医疗卫生事业匠乏，四川瘟疫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本文依据四川大学馆藏187种方志及相关史料，综合考察历史时期四川瘟疫的特点，探讨各界做出的种种对策，认为总体而言四川没有摆脱传统防疫体制的藩篱。     

从个体商业缴税的演变看转型期的政策机制

在个体户诞生之初,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征税,针对个体商业创造了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政策,并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推行。但在实行了十年之后,却不得不停止这种政策。通过对个体商业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政策机制:地方政府与私人的互动。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     

由《孔子家语》与《礼记》、《说苑》诸书的关系看其价值

受出土文献的推动,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人们对<家语>之价值的估计出现了争议,出现这种争议,与研究者分析异文的方法有极大的关系.文章分析了<家语>与<礼记>等典籍的三段异文,认为<家语>的某些篇章确实要比其它典籍文从字顺;虽然难以判断<家语>与<礼记>诸书的时间关系,但可以肯定书中的有些篇章存在...     

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

在清代 ,有关继承的纠纷主要发生在家产继承方面 ,通常表现为围绕无子孙家庭的立嗣和分家析产两个问题所产生的矛盾 ,妇女的继承问题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纠纷在当时地方官员的判牍中大量出现 ,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迁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在制定法主要为刑法的情况下 ,地方官员在民事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参考民间习惯 ,并在推理过程中应用情理原则 ,具有积极意义。而制定法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 ,它的一些内容也相应做出了调整 ,这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推动力。     

从溆浦出土文物看“南人反秦”说——再谈屈原来溆浦的目的

"南人反秦"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而"南人反秦"与屈原的溆浦之行有何等关系,可以从屈原为什么来溆浦找到一些答案。从溆浦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南人反秦",那么屈原为什么来溆浦的目的也就明朗得多了。     

《西藏图说》与《西招图略》的关系及其特点、价值

《西藏图说》《西招图略》的作者均为清驻藏大臣松筠。分析其刊印、版本情况,尤其是自序、书中内容以及图与说明文字,可以确认,所谓《西藏图说》本为《西招图略》的一部分,并非松筠的另一部著作。通过与其成书前已有西藏地方志的比较,并分析图所反映的内容、绘制方法和对之后产生的影响。《西藏图说》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并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的接应及其意义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汪中礼俗观念的思想线索和社会背景

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汪中尊崇汉学,排斥宋学,而礼学造诣深厚,对如何践履孝道、改良贞节礼俗和救助孤寡均不乏己见。他的主张既是与宗宋学者及当时名流进行对话,又受现实生活激发,其局限性同样应从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背景来理解。汪中的礼学思想产生了不同反响,南菁书院即为典型事例。     

从王士性《广志绎》看明代贵州人文自然风貌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对贵州风貌有详细论述.王士性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不仅翔实地记载了贵州的历史人文地理,包括贵州的历史、行政管理、交通、物产、民风等,而且还记载了贵州的自然风貌,并且做出了精彩论述,体现出比较先进的人文地理思想.这不仅为研究明代贵州人文地理及自然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有助于今天贵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良善为治的典范:王敛福颍州之治述评

王敛福是清朝乾隆时期治理颍州的名宦,两度知颍,他对颍地风俗的引导、民生环境的改善以及文教事业的推动,均做出了历史性的努力和贡献,较大程度地提升了颍州人文生态环境的品质和社会历史地位。王敛福不仅被颍州百姓祀为名宦,而且也是颍州官员中良善为治的典范之一。     

贵阳忠烈宫初探:黑神信仰的源流与嬗变

黑神信仰是贵州一个独特的神明信仰,在明清至民国期间兴盛达近六百年之久.其以唐代将领南霁云为神祇,并建庙宇忠烈宫祀奉之,其中影响卓著者首推贵阳忠烈宫.因贵阳忠烈宫在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黔省近代文教重地达德学校,故有必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之进行探究,从而明晰当地黑神信仰的源流、嬗变及其实质.藉此可知,在明清时期,黑神信仰通过官方引导、民间自发两种途径传播与兴起,积极服务于当地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进入近代,达德学校作为忠烈宫的后继者,在对黑神信仰所彰显的传统美德予以传承的基础上,以科学民主教育对黑神信仰进行了超越.是故,贵阳忠烈宫无疑在过去数百年间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仙故事的流变与苏仙信仰的发展

苏仙故事起源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已基本成型。其故事情节在流变的过程中,除保留原有的母题之外,还吸收了感生说,以凸显灵异和道德教化。苏仙信仰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发展,除道教仙师、医药神的神职之外,苏仙也在起源地发展成为地方保护神和风雨神,并多次得到官方的加封。     

论李商隐诗歌的用事与叙事

李商隐诗歌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用典.这些典故不仅在诗中高度地意象化了,还成为叙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也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用事.这不仅体现在典故的改造与加工上、典故的情节虚拟上,更主要地是体现在视典故为事件的叙述上.用典、用事与叙事,三者皆与事有关,实际上难以截然分开.用典与用事使得叙事有了基本的元素,而叙事则使得前者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从“事”的角度理解李商隐诗歌的故事性、情节性,乃至艺术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