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兼从范浚看道学谱系的生成

本文以范浚与秦桧、朱熹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国家政治、地方士绅、家族後人以及地域文化、道学机制等在范浚形象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利益诉求和隐秘欲望，如何造成了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而探讨道学谱系生成机制的若干问题。范浚对秦桧并无恶感，范浚因秦桧当国而辞贤良方正试之说是後人层累和增饰出来的；朱熹并未拜谒过范浚，世传朱熹所撰《范子小传》系伪作，朱熹对范浚《心箴》的引用亦属断章取义；范浚在南宋道学谱系中位置并不重要，从元代开始，随着乡贤士大夫对范浚的不断推扬，范浚在金华区域文化中位置逐渐凸显，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学谱系中，道学谱系的生成，涉及道德的正当性、朝廷与地方及家族的助推、师承和传受、思想的系统性与活力性等复杂因素。     

元代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学术史特色

自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问世以来,以理学家为传主、以道统传承为历史线索而编纂的学案之作,在明代以前,曾一度付诸阙如。但是,与学案有着思想联系的学术史之作仍然没有中断。元代官修的《宋史·道学传》就是与学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史之作。如果说,元代是宋明理学发展链条中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那末,从学案史的角度来看,它则是学案由发端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宋史·道学传》就是反映这一过渡阶段的代表作。其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与元代理学的特点紧密相关的。     

《伊洛渊源录》可补正史之阙举证

《伊洛渊源录》十四卷,记述了北宋中期到南宋前期四十余位理学代表人物的事迹言行,《四库提要》归之为史部传记类著作。由于编纂者朱熹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书的主要内容又是阐述理学的道统源流,向来引起关注较多的是其中与理学相关的内容,将之视为一部史著,对之有补正史记载之阙的史料价值,相关的评判尚不多见。对于研究宋史而言,《伊洛渊源录》因多有补正《宋史》记载遗缺之功,而颇有史料价值。于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作为《宋史.道学传》的史源,可以补其不足。《道学传》的史料来源,包括立论所发,主要依据为《伊洛渊源录》,…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浅谈西汉文赋中的老子道学

老子的道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之一。西汉时期,受统治阶级意识影响,道学思想成为当时文学的正统。从西汉的政论文及赋中,随处可见老子道学的痕迹。老子道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孙蕡之死考辨

孙蕡是元末明初岭南最有名的诗人。“岭南诗派,肪于孙蕡。”他又是广州“南园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十分不幸,竞在明太祖朱元璋大肆诛戮功臣时,被株连而死。关于他的死有二种不同的说法,兹考辨于下。 1.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二《孙蕡传》载:     

道学缘何成“伪”——清圣祖的“伪道学”批判与康熙朝道学的政治境遇

清圣祖远祧朱熹等宋儒的某种整全形象,近合中晚明以降通经博文的潮流,发挥出博约一贯论。借此,他得以既批判“伪道学”不够博观,鄙陋无文,又批判“伪道学”不够一贯,不务实践。“伪道学”批判使圣祖与前代以“伪学”禁朱熹等人者有异曲同工处;同时,一些道学士人也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宋代元祐党人碑、庆元党禁几复现于当世之感。而在对道学士人的边疑边用中,圣祖又渐趋向于否定道学士人的实践能力乃至道学本身的实践价值。在此条件下,为维系崇道尊朱形象,圣祖在将程朱等人视作绝对典范的前提下,将对程朱等人的批评表现为对“伪道学”背离典范的批评。     

“道学”、“理学”称名考辨

冯友兰先生近年讲学和文字中,多次对“理学”称名表示异议,近作《通论道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又畅论“道学的名称”问题。其要点约为:“道学”至晚在南宋已流行,“理学”出现较晚,大概在南宋。“名从主人”,以用“道学”比较合适。“道学”能概括理学和心学。清代以来,二名通用,现在仍可通用。各从其     

汤显祖与南京

正今年是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大师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对于明王朝留都,戏曲活动相应繁盛的南京,汤显祖曾在此为官七年,留下几多艺坛逸事。科场风云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汤显祖(1550-1616)诞生于江西临川县(今江西抚州)一个书香人家。他的启蒙老师罗汝芳,是反对封建道学的泰州学派鼻祖王艮的三传弟子。所以少年时代的汤显祖即深受泰州     

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看阳明道学革新的价值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乃至明清文学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文拟从宋明理学内部思潮发展演化的角度探讨阳明道学革新的理论特色,并以此为背景看阳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文章分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四句教”看阳明道学革新;(二)从朱熹到阳明:性理到心性的转换;(三)阳明实践道德的良知说及其情、理、欲机制.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杨基佚文四篇

杨基是明初“吴中四杰”之一,以诗名世,而文向来少有人留意,其别集《眉庵集》亦不收。以下四篇佚文的辑出,或可补其阙略。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苏俄的看法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五四时期,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胡适表现出对苏俄的赞赏,但是仍未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40年代,胡适激烈批评苏俄的专制,甚至在晚年对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在李唐王朝处于平定安史之乱时期 ,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北广大地区达七十多年。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出佛教、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本文援引大量文献资料 ,对上述宗教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     

《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

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虽有《石屏诗集》传世,但遗逸正复不少,历年来有过几次辑佚之举,但都不能称为尽善。《诗渊》是宋诗的辑佚渊薮,此次利用《〈诗渊〉索引》,将其中包含的戴复古集外诗全部加以辑录编排,并指明《诗渊》及《索引》的摘录、编录错误,同时纠正前人利用《诗渊》考佚所得结论中的失误,以彻底澄清这一问题。     

Bayle’s political doctrine: a proposal to articulate tolerance and sovereignty

ABSTRACT

For most interpreters of the philosopher from Rotterdam, his political doctrine is solely a consequence of his religious and moral doctrines, and so an image of Bayle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er is not usually presented. To my mind, however, only by analyzing his political doctrine can the extent of his religious proposal be understood. In this article, I intend to show that both the Baylean criticism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his rejection of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are analyses that are indissociable from the Baylean doctrine of tolerance.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the defense of a multi-confessional state model, tolerant regarding religious minorities, can only be articulated as historical reality if they rest on the political doctrine of indivisible sovereignty and on the strictest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obedience and religious membership.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虞舜的王都与帝都

虞舜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帝”之一。他曾先后建都于蒲坂和平阳,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都,蒲坂为有虞氏古国的王都,平阳则是华夏联盟的帝都。平阳城为尧所筑,虞舜继尧为华夏盟主后,由蒲坂而徙都平阳。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布局合理,从其时代和地望来看,很可能就是尧、舜建都的平阳所在。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