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多的是小人”

《邵氏闻见后录》载：秦少游在东坡旁边坐,老顽童苏轼耐不住性子,又调侃自己的学生胡子多。秦少游也是熟读诗书的人,引用《论语》之语戏答：“君子多乎（胡）哉。”谁知苏东坡脑袋转得更快：“小人樊（繁）须也!”正好借用了《论语·子路》中的原话。这一问一答,令当时在座的人个个笑得不亦乐乎。     

苏轼《前赤壁赋》的美学意蕴解读

《前赤壁赋》写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文中的主客对话,实际上是苏轼内心的独白与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     

“渊明吾所师”与“出处依稀似乐天”——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

苏轼虽曾一再表示过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倾慕之情,但实际上他对陶、白二人的接受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苏轼既受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将陶渊明当作是精神上的“导师”,而不取其贫寒困顿的一面;又将白居易所开其端绪的“中隐”化心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之能成为中国封建士大夫人的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与他对陶、白二人的这种接受态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博学辨识 英辞妙墨——王云《西园雅集图》赏析

“两园雅集”作为一个历史画题．为历代画家所描绘。“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冼之第,当时文人墨客多雅集于此。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清代画家王云的《西园雅集图》轴,它以宋代文人苏东坡、蔡天培、李端淑、王晋卿、苏子由,郑靖老、秦少游、李伯时等人在西园以诗文会友的故事为题材,构图疏     

星云禅话（十三）

物我合一 宋朝诗人苏东坡和秦少游,才华都很高,又很自负,经常在一起淡学论道,互不相让。 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在吃饭时,正好看到桌上有一只虱子。苏东坡就说：“这个地方好脏,竟然有虱子,不知是谁身上的垢秽变成虱子的!”     

沧桑千载话“苏堤”

正在徐州泉山区内,一条苏堤路纵贯南北,记载了"老市长"苏轼率民抗洪的动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苏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修筑了三条"苏堤"。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且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免于涂炭。     

苏轼的政治思想浅谈

一代文宗苏轼,其人以文名,又不专以文名。近年来苏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苏轼作为卓越政治家的一面。本文着眼于苏轼的政治思想,对苏轼的民本思想、变革思想和宗教思想的渊源与表现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由古及今深化认识,从而由治世能臣的角度认识苏轼,并探求苏轼对于当下为政者的启迪。     

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考辨

澶渊晁氏是北宋中晚期的一个世家大族。苏轼与晁氏的交往也不限于晁补之一人。苏轼《与鲁直书》所指“晁君”应为晁载之伯宇,本对此详加考辨,对今人的硫误有所是正,并对《全宋》苏轼卷中编附注进行补证。     

论苏轼的《史记》研究

《史记》在唐宋古文运动的背景下,成为古文创作的典范,受到古文作家的普遍推崇。然而,陈师道、黄庭坚却提出苏轼不好《史记》,并对之表示不解。实际上,苏轼与《史记》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微妙的渊源关系,而且对《史记》深有研究:他首次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史记》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的深意,从而使道法两家的关系,成为后人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起点;又首次明确提出了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的关系,开启了后世儒道互补的研究课题;另外,他对《史记》的史实记载,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考证和见解。苏轼的《史记》研究,理应在《史记》研究史上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任伯年《人物图》名称考

任伯年《人物图》,习惯上将其定名为《金谷园图》或《东山丝竹图》。本文认为其描绘的内容实为苏轼与侍妾朝云的参禅故事,应将其定名为《玉局参禅图》。     

容妃与香妃墓

传说中的香妃墓位于新疆喀什市区北约5千米处的浩罕村。它是一座典型的维吾尔风格的陵园。园内除主体陵墓外，还有教经堂、大礼拜寺、门楼、水池、园林等。香妃墓在此只占一隅之地，并不显眼。实际上，在乾隆皇帝的41位妃子中，确有一位是新疆籍的维吾尔族，但她的封号是容妃而非香妃。容妃于1788年病逝于北京，被厚葬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而有关香妃的传说，仅仅是故事而已，有些历史学家将故事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因而有了香妃墓之说。     

苏轼诗歌创作研究

苏轼作为我国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在诗歌、词、文等的创作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这与苏轼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联系,其父亲苏洵在诗词的创作商业颇负盛名,因此从小接受文化熏陶的他通过学习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学富五车,思想内涵深刻,尤其是对于儒、道、禅三者的融合,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追求都比较高远,那么这就使其文学造诣得到不断提高。在本文中,首先对苏轼的诗以及苏轼的词分别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苏轼在我国文学史的地位与影响。     

浅谈苏轼的人生观

苏轼是位儒释道兼容的大文豪,在儒释道的影响下,苏轼所持的处世态度是:出世与入世的交织;人生观是:乐观与旷达的升华。是儒家思想培养了苏轼,塑造了一个积极入世的苏轼。从苏轼的词中,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复杂的,然而其最终的走向却是明确的。他始终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适应困境,从不堪的遭遇中解脱自我,从而乐观旷达的看待人生。     

开卷如亲书兴豪——乾隆皇帝对苏轼书法的临学

临写苏轼书法作品是乾隆书法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他全面感知苏轼人文思想的重要途径。清宫旧藏苏轼书法墨迹绝大多数是乾隆在位时入藏内府的,乾隆不仅进行鉴藏和刻帖,还反复临写,并将临写范围扩大到前人刻帖中的苏轼书迹。这些临书之作多保存于故宫博物院,整理研读这些书法习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痴迷书法艺术并深受苏轼书学思想影响的乾隆皇帝。     

苏东坡与瑞草桥遗址

苏轼、眉山人,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宋代的著名文学家。据载,青神瑞草桥是宋代苏东坡的外婆家和丈人家所在地。我们参照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实地探索和走访。东坡集《致王庆源丈人》诗序载:“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薄,雅州户椽,遇民史如家人。即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往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学士,秦少游贤良各赋一首,为老人光华。其诗云:……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上人争扶……”东坡集《送仲天贶、王元直绝勾五首》     

苏轼词学观的思考

通过对苏轼的词体观念的分析,指出苏轼的词学观是传统的,并没有有意识地革新词体,“以诗为词”不过是其创作实践对词坛造成的冲击,事实上,他的大多数词作仍然走的是传统路线。文章还指出苏轼轻视词体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意识上的雅俗观念。总之,苏轼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以诗为词”的尊体思想。     

论孙位《高逸图》的故实及其与顾恺之画风的关系

当我们评论一幅人物故事画的时候,首先应当了解它的故事内容,然后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作者在艺术上的表现才能,并深刻地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可是事实上,在我国现存的古画中,有很多故事画是不详其内容的。就以唐宋卷轴画而论,因为没有图名而不知其内容的,固然不少:即使有图名而实际上与内容不相符合的,也不是没有。晚唐人物画杰作——孙位《高逸图》就是一个实例。     

东坡苏公帖碑研究

东坡苏公帖碑是现存刊刻最早的苏轼个人丛帖,也是历史上优秀的苏书刻石之一。本文对该帖作了多方面研究,并特别指出帖碑中保存的《中山松醪赋》“元祜正书本”是仅存的苏轼的两种写本之一,有别于人们熟知的“绍圣合卷本”。该本中苏轼修改的字迹表明它与《中山松醪赋》祖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帖碑上四种苏轼手迹,三种墨迹已失传,有赖刻石流传,而帖碑是其传世最早的佳刻。因此,东坡苏公帖碑无论在保存东坡书迹方面。还是于苏轼诗赋校勘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是帖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对象。     

苏轼进士科名次甲第考释——兼说宋朝进士甲乙丙科问题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欧阳修本欲置苏轼之文为第一,却因避嫌而最终置之第二。以往的苏轼研究虽时常征引此记载,却对此及相关材料的解读失于粗疏,使得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较好名次成为民间乃至学界一定程度上的主流认识。然而,对相关史料细加考察并结合制度详加分析后可以发现,欧阳修只是在省试中论的单科考试中将苏轼置于第二,而苏轼的省试最终名次其实并不靠前。殿试结果苏轼初列丙科,而后升为乙科,应是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     

明董其昌撰书《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

<正>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南,是古迹相接、人文荟萃之地。北宋熙宁、元丰之际,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常登此山,并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隐士饲鹤,并建有放鹤之亭。苏轼寄情于此,为撰《放鹤亭记》,极叙放鹤饮酒之乐,以寓出世隐逸之怀。该文久经传诵,后又收入《古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