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以姻亲视角看归义军张氏政权的兴衰

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因各位统治者联姻对象身份的不同,造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局。从张谦逸时联姻粟特人安氏,经张淮深、张淮鼎时娶妻嫁女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密切姻亲关系,渐以形成了以张氏家族为中心、各氏家大族互相依托的政治局面;张承奉时期断世族之姻亲,转而联姻于阗公主,破坏了与敦煌世族的密切关系,加之政治上割裂与唐王朝的从属关系,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持续了66年的归义军张氏政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前期张氏家族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的姻亲关系值得肯定,后期张承奉舍近求远的联姻政策加剧了其政权衰亡的速度,故以姻亲视角分析其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衰亡具有重要意义。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以吐蕃王国内部的政治动乱为契机,通过接受吐蕃河陇守将及张议潮归附、调派西北藩镇分区接收等方式,晚唐政府收复了河陇大片失地。唐政府在大中年间尚未形成经营河陇的整体战略,所以其最初多以参与失地收复的西北缘边藩镇及归义军管理新复地。随着咸通初年凉州等河陇重镇的陆续收复,唐政府经营河陇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新置天雄军节度及凉州节度的方式,唐政府完成了对河陇政区的重新划分。由此,河陇地区完成了由归义军独大到三节度分治的转变,从而奠定了晚唐时期河陇基本的政治格局。     

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

本文在前贤对P.2992v所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校录整理了该卷抄存的三通书状,认为前两状内容均与发生于清泰元年的梁幸德事件有直接关系,第三状则与之间接有关,故三状是归义军政权于事后为调查梁幸德事件而集抄.作者就此探究了与三状有关的归义军政权的两次朝贡活动的具体情况及归义军朝贡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佛教供养与政治宣传——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供养人画像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窟内前室和主室各壁及窟顶为经变画,还有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著名的《莫高窟记》也书写于此窟,该洞窟在敦煌石窟和归义军历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供养人画像多达26身,张议潮重复出现4次,张议潮两个儿子出现3次,宋国夫人出现3次,其他人各出现1次,这种现象在敦煌石窟中无先例可寻,即使是佛教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也极为罕见,实是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例证。如果把张议潮功德窟的营建和张议潮个人在归义军时期的政治表现作有机的结合,则可以理解为什么第156窟供养像如此奇葩表现的原因,实是张议潮通过佛教手段进行个人政治宣传的重要方式,也是张议潮强调自己在归义军政权中不可动摇的图像印证,是其"束身归阙"到长安后依然对归义军政权间接实施影响的图像记忆。     

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

大中五年(851)唐始设归义军节度使,陷蕃六十余年的敦煌名义上重新归属于唐王朝,但自始至终,归义军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过程中所受的政治影响极大,供养人地位上升的迹象十分明显。曹氏时期,洞窟中突然大规模出现的龙凤藻井和《龙王礼佛图》正是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外化。此时期,“新样”文殊信仰在敦煌盛行并影响到了洞窟的营建,这与佛王思想、正统观念密切相关,其实质仍是归义军王权意识影响下的产物。     

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诗略论

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的多次交往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中五年(851)五月间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京城之行.到达后,在“诏人丹墀,面奉龙颜”并受敕封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这次诗歌酬答既是归义军设立前夕两地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是整个归义军张氏时期两地间的第一次文学交往,在敦煌文学史上颇具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留下的作品既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中一批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表达了敦煌人的心声,又最早奏响了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为之后长时期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开了先河.     

杏雨书屋藏羽41R《杂字一本》研究——兼谈归义军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

杏雨书屋藏羽41R《杂字一本》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其中所收杂字,涉及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职官、外交、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语词。这些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时用要字",显示了沙州官学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和通识性特点,对于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

归义军张氏家族的研究素为学界关注,新出《张淮澄墓志》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张淮澄墓志》中,张氏郡望已作南阳,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张议潭的卒年约在咸通元年二月至十二月间。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而张议潮使用"司空"称号的时间至少至张淮澄去世之时,即咸通九年,这为理解张氏归义军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瓜、沙之争”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政权的势力范围仅限于瓜、沙二州。归义军节度使府衙位于沙州,沙州又被称作"上州"。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曹延恭先后在瓜州长期执政。由于地理、姻亲、政治等因素,导致归义军政权内部形成了瓜州派系。沙州府衙试图限制瓜州派系势力,曹元忠在瓜州增设会稽、新乡二镇就是相应的举措。以曹延恭为代表的瓜州派系获得了瓜州慕容家族等的支持。最终,瓜州、沙州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曹宗寿利用瓜州军队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统治。"瓜、沙之争"是曹氏归义军衰亡的重要原因。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