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孙东兴

何谓文化人?《诗·大雅·江汉》释义为“文德之人也”。古人论人重德操,文有文德,武有武德,方能成就大事业。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代表的是文化,治天下是最大的事。给这句古话加一个注释就是:有了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普天之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孙东兴之“兴”,便源于此。一文化对孙东兴最早的影响,来源其父亲。孙父1938年参加革命,在彭雪枫麾下任职。彭雪枫克敌制胜的三件宝“骑兵团、拂晓剧团、《拂晓报》”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孙东兴的父亲。解放后,父亲又以先进文化给了少年孙东兴潜移默化的影响。孙…     

也谈明末“革左五营”的伪降问题

孙祚民同志在《明末大别山区“革左五营”农民起义的抗明斗争》一文中说:“‘五营’根本不存在过伪降的这件事”。我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下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一、关于“五营”是否降明问题的考察我认为《全相纪略》中有关“五营”降明的事实记载是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的,因为其基本内容还见之于《平寇志》卷3,《明季北略》卷16,《明史纪事本末》卷75,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之关系

<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题有"学士院上进",今存抄本,有76卷(有三卷又分卷上、卷下),后附有宋筠录朱彝尊跋并宋氏自跋。虽该书以"纪事本末"为名,实为编年体史书,系年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至绍兴二十年(1150)十二月。     

《兰亭序》传本墨迹考评

《兰亭序》,晋王羲之(303-361,享年59岁)撰文并书。其文叙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之初(农历三月初三日),王羲之51岁时与谢安、孙绰等友人及子侄们共42人游春,在会稽(今绍兴)山阴兰亭修“祓禊”之礼一事,缘事抒怀。《世说新语·卷五·企羡第十六》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见他本人对此文颇为得意。而此墨迹,唐以后被奉为王羲之     

《永乐大典目录》所载行政区划勘误

《永乐大典目录》所收事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明朝与前代的行政区划。现存《连筠簃丛书》所刻《永乐大典目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著录上存在部分的偏差。而刻本与抄本目录所载事目相同之处,也不意味着《永乐大典》正文便是如此,还应思考《永乐大典目录》与其正文的名实相符问题。因此,对于《永乐大典目录》中行政区划事目的勘误,可以从刻本、抄本目录“共误”之处入手,分析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错误与行政区划名称错误。从而进一步考察刻本、抄本目录各自的问题,由此深化对于《永乐大典目录》的整理工作。     

《三亭序》传本墨迹考评

《兰亭序》,晋王羲之(303—36l,享年59岁)撰文并书。其文叙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之初(农历三月初三日),王羲之5l岁时与谢安、孙绰等友人及子侄们共42人游春,在会稽(今绍兴)山阴兰亭修“祓禊”之礼一事,缘事抒怀。《世说新语&#183;卷五&#183;企羡第十六》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见他本人对此文颇为得意。而此墨迹,唐以后被奉为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     

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志

明末抄本甲乙记政录 《甲乙记政录》二卷《续丙记政录》一卷《续丁记政录》一卷,明佚名撰。明末抄本。红格。半页十行十六字。四册。近人邓之诚跋。 邓跋云:“此书盖记天启四、五、六、七年魏阉之祸,据邸根按日编纂,最为得实。夏燮校《两朝剥复录》、《先拨志始》实推勘月日,用力颇勤,惜其未见此书。杨凤苞《秋室集》以《甲乙记政录》为记唐王事、盖只见禁书书目,实未见本书,不免妄相推测。此旧抄本当是原稿,体例殊不划一,恐未必有刻本。已卯之夏,燕京大学图书馆偶从书贾得之,诧为秘笈,因校抄一本,而书数语归之。是岁十月十有二日,五石居士邓之诚”。之诚,字文如,号明斋,江苏江宁人。曾参加反清和反袁护法运动,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其著作中最重要者为《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等。     

“挟纩”

近读《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隗芾同志《在长春发现的毛泽东同志早期书信》一文,获益良多。唯感其对原信“三军之士,有如挟纩”的理解,似不甚贴切。毛泽东同志1936年11月28日给符定一先生复信的原句是:“随接复示,绒衣、食品,宜忌各事,三军之士,有如挟纩。”其中“三军之士,有如挟纩”,当是源于《左传》。《左传》宣公十二年:“冬,楚     

明抄本《靖州志》（残）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的文献价值

经查多个版本的《靖州志》及《鹤山集》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文尾均缺少撰文时间之落款,独明抄本洪武《靖州志》中所载文尾署有“宝庆二年秋八月戊申临邛魏了翁记”15字,为考证书院落成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清末民初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以为书院建成于绍定元年,而彭东焕《魏了翁年谱》则认为当在宝庆三年三月之前,但没有更具体的时间。明抄本《靖州志》的这一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书院建成时间在宝庆二年秋八月,或此前不久,魏了翁到达靖州贬所半年左右书院即已建成。     

抄本《习登日记》——一册徽州学徒的日记

徽商的日记帐册,有的称作“便登”(如同治五年歙县上丰宋氏盐商的一册日记,即称为《便登》)。结合抄本的内容来看,《习登日记》一册,可能是指徽州学徒的日记。该书封面除书名外,另有“方业远”的字样。日记从某年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六月十六日,仅留下断断续续的记载。反映的具体年代不详,只能大致判定为晚清或民国时期。关于抄本的作者应是方业远,可能也就是书中的“方光洪”。     

《南征北战》陈毅、粟裕做顾问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这是一句充满激情的台词,也是一句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台词。它来自1952年的战争片《南征北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片,与电影《地雷战》《地道战》被观众并称为“老三战”。其中,《南征北战》排在“老三战”第一位。     

廣雅書局本《長編紀事本末》編校考

《長編紀事本末》原名"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是研究北宋晚期歷史的基本文獻。廣雅書局本作爲該書唯一刊本,其編校情況十分值得重視。廣雅書局本底本爲國圖藏王灝本,編校中經過了繆荃孫、廖廷相等細緻校勘,《藝風堂老人日記》詳細記載了該本校勘情況。校勘主要利用浙江書局本《長編》和《長編拾補》進行。《長編拾補》源自陸心源本《長編紀事本末》,陸心源本源自乾隆四十一年抄寫完成的王鳴韶本。而利用《長編》對《長編紀事本末》進行校勘補綴,則導致廣雅書局本距宋刊原貌頗遠。     

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

殷墟卜辞中的,自孙诒让于1904年《契文举例》(下)释为“蜀”字以来,八十年诸家大都从而无疑。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另释为“(勹目)”,台湾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按语道:“陈氏释非是,字不从,且此从目乃象头形,非眼目,字与(勹目)义无涉,(勹目)又作(目句)乃形声字,与此象形者有别也。”蜀字可定,此乃商代方国地名,但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则     

对《梓潼诸阙考述》一文的商榷意见

《四川文物》1988年3期,发表了孙华、何志国、赵树中三同志的《梓潼诸阙考述》一文(以下简称“考述”)。这篇文章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梓潼诸阙的岐异,对其形制也作了一些实地考察。直率地讲,我们拜读后,仍有失望和不足之感,对其结论也不敢苟同,现发表我们的不同意见,并就教于孙、何、赵诸同志。 一、李业阙 “考述”一文称:“李业阙在梓潼县城西南约1.5公里的长卿山麓……。此阙仅存     

西汉宗庙刍议

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等为祭祀祖先而专门建立的礼制性建筑。《白虎通·宗庙》曰:“缘生以事死,敬亡君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又曰:“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尊貌也。”宗庙起源于何时,难以确述。据说在尧舜时就有了较规整的宗庙制度。郑玄注《礼记·王制》引《礼纬·稽命徵》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杜佑《通典》卷四十七亦曰:“唐虞立五庙”。夏代基本承袭此制,仍为五庙,殷商则增为六庙,至西周时又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七庙制,“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2此后,七庙制基本上成为天子宗…     

《几何原本》满文抄本的来源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几何原本》七卷满文抄本(以下简称满文抄本,图一、二),这个抄本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始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对它作了许多探讨,但关于它的来源尚无肯定的结论,“今此七卷本既非利、徐共译本,又不似利、徐共译本之删节本,殊不知其所从出”。此外,对于这部满文抄本与故宫中的两部《几何原本》汉文抄     

柳玭贬沪考——《通鉴》质疑一则

《资治通鉴》二五九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以渝州刺史柳玭为泸州刺史.”此句疑误有二:一为贬所;一为贬年.《考异》曰:“《新传》云:玭坐事贬泸州喇史,卒.’《北梦琐言》亦云谪授泸州.《新·旧书》玭贬官无年月.今据《实录》.此月玭自渝为泸州刺史,当是初贬渝州后移泸州;《新传》、《北梦琐言》误也.”此为《通鉴》编撰者自述其采择史料之依据,然亦恐未深考.     

孙隆和孙龙考辨

关于明代著名花鸟画家孙隆,《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薛永年同志写的《孙隆的两件真迹及其艺术》一文,其中简略谈到了当时有两位孙隆,均能画,并指出“现已确认孙隆即孙龙而非孙从吉”,可惜对此讲得不够详明。因对孙隆和孙龙作些考辨,供研究孙隆画艺的人参考。清康熙《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孙隆传”云:“孙隆,字从吉(《珊瑚网》云:     

我所知道的“共和国将军喋血案”

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一句：“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昆明孙髯绝妙词 史实确凿怎能改

2000年7月28日,《中国楹联报》刊登了湖南唐贻棣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考辨》一文,他根据《新编曲靖风物志》中的《曲靖孙髯翁与昆明大观楼长联》一节,加以摘要介绍说：该书“首次披露此联作者为曲靖孙髯翁”,并认为“否定长联为昆明孙髯所作依据充足,应当成立。”其实,这一观点已提出来十余年了,1987年6月6日《云南日报》就曾刊出过曲靖赵宏逵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