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反思教育之“新”的四个问题

曾在2011年一个题为“面向未来”的全国教育论坛上,我应邀作了发言,我的题目是,“未来：将面向优秀的传统”。这是我对未来的理解、包括对教育未来的理解;这是我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包括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不久前,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新学校”论坛,应邀我作了”新学校试验的启示”的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学校”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新学校也好,新教育也罢,必须思考、回答教育的重大问题,而教育形式、技巧、方法、手段等的变革是次要的。今天的教育,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在“新教育”、“新学校”中认真梳理。必须明白,我们正在向何处去？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头？     

反思“文革”不是揪着历史旧账不放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对“文革”仍有两种态度和倾向很是流行,一种是持反对或漠然态度,认为反思“文革”是有意揭开那一段不光彩的党史伤疤,不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甚至是借此反对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反思的局限

陈毅之子陈小鲁为“文革”公开道歉,45年前,他是北京的红卫兵领袖。     

湖州的日军“慰安所”

“慰安所”是一个饱含民族血泪的历史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残暴的侵华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强行掳夺中国良家妇女,充当其性奴隶,美其名为“慰安妇”。她们不分昼夜地惨遭日军蹂躏。只要是中国沦陷区,慰安所就无处不在。湖州亦不例外,而且是慰安所设立较早较多之地,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     

孙中山“选美”

孙中山旅日期间,日本右翼浪人头目头山满邀请他和陈少白到东京的一位朋友家聚会,并找了些艺妓作陪。孙中山既不喝酒,也不谈笑,总是埋头看书。“您觉得在座的女人哪一个最漂亮?”头山满问他。“都很漂亮。”孙中山漫不经心地答道。“其中谁最漂亮?”头山满再问。“都一样漂亮。”孙中山又答道。这时头山满指着坐在孙中山旁边的女人说：“是不是这个最漂亮?”孙中山再三端祥后说：“我想,10年前她一定比现在更漂亮。”终于,孙中山巧妙地摆脱了“美人计”。（摘自《思维与智慧》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孙中山“选美”@乔蕊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义曲折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对“大跃进”运动进行的反思

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急躁冒进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产生。本文从当时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对其"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了解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义曲折道路探索的艰辛,进而对于我们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给予启示。     

评日本政治“存异”和文化“求同”的殖民统治方针

迄今为止,国内外史学界对日本在台湾、朝鲜、“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对日本殖民统治方针形成和演变的研究,仍存在不足。这种不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日本殖民统治方针的形成和演变,均是以如何对殖民地进行政治和化统治为重心的,     

甲午战后的中国觉悟——以战后新军操练、学校体育的日本化为视角

甲午战争不仅促使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洋务失败加以反省,也促使自我对身体、种族等加以反省、改造。由此掀起的自强运动,范围更加广泛,由购买枪炮扩大到身体的自强,军操的西化、日本化是其标志,可以说国人从身体面貌到精神面貌的变革,是名副其实的“洗心革面”,故身体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世界大战时期的“锌”币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流通硬币尤其是辅币,大多采用铜作为基本金属材料。不管是青铜币、黄铜币还是铜镍合金币,都离不开铜。同时由于铜本身的良好性能,作为特殊的战争材料又广泛用于制造枪炮子弹等     

“琉球”与蔡夫人

翻开世界地图,在我国台湾的东北部,东海与太平洋之间,有一个琉球群岛,现属于日本国,追溯一千多年前,琉球曾是一个单独的岛国,当时叫“流求”。     

日本七夕青竹“笹”考

文献记载的中国七夕早在日本奈良时代传至日本,作为宫廷的惯例,以"展示丝织品和诗宴"的形式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民间传承的七夕竹竿晾衣曝晒与愿丝乞巧,在日本庶民文化渐起的室町时代骤然以"竹竿悬挂五色绢丝乞巧"的形式大量出现,至江户时代青竹"笹"代替竹竿进入七夕,五色绢丝换成五色"短册",并参与"七夕送"的活动,是庶民文化的重大转折。日本的"七夕祭"因为神道和佛教因素的渗入,从而真正具备了"祭祀"的意义。而完成宫廷乞巧风雅向民间祭祀转变的标志,就是青竹"笹"代替竹竿悬挂五色"短册"的出现。"笹"是日本既尊重传统又迎合时代变化的七夕文化标志,它保留了来自中国七夕文化的主体"竹",也结合了本土文化"青竹",承载着日本七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寄托着日本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愿望与期盼。     

“编纂会”的教科书是如何被审定合格的

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缺陷甚多,虽经3次修改,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在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声中,该书居然被通过了。本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日本部科学省的责任。认为,部省给“编纂会”3次修改机会,是为“通过”而进行的审定。同时,以森内阁为首的政府部门和政治家们作出了诸多特殊的努力,也为“编纂会”教科书审定合格开了绿灯,最终致使如同装甲车、战车一样的“编纂会”教科书通过了审定。而一旦孩子们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后果将非常危险。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10时许,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突然起兵,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发动攻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近年来,有人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最早提出"九一八事变"一词,我们已被欺骗了70多年,仍沿用、重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和语",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他们认为"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侵略战争,应将"九一八事变"改称为"九一八战争",并要求媒体也如此宣传并正式使用"九一八战争"一词.其实,"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称,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武力侵略和占领沈阳城之后立刻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