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上海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从其产生背景、经过和结果来看,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并非近代化市政建设与落后的国民意识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而是当时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央政府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无法实现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最后落得被夷协谋、得不偿失的结局。英、法等列强在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过程中虽然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最终都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     

清政府对朝鲜的第二次贷款

清政府对朝鲜的第二次贷款曹力强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家财政窘迫不堪的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争相向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贷款。然而,１８９２年１０,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却向朝鲜进行了第二次贷款。本文主要利用档案...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的维持和局之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洋务时期,清政府为阻止列强新的攫取、侵犯而又维持中外和平局面,提出并实施了各种外交策略。一是以已经签订的条约为依据,据理力争;二是备战以威慑列强;三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这些策略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庚子赔款”与南京办学

１９００年（夏历庚子年）８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纵兵大掠三日,洗劫历代珍贵文物和民间财产,侮辱和杀害居民,清政府妥协投降。为了勒索巨额赔款,帝国主义列强专门成立了“赔款委员会”和“财源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国可能负担的最高...     

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1862—1874)

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是在清同治时期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从内部来看,太平天国及其他大规模起义威胁着满清统治的根本基础;从外部来看,外国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对清政府施加极大的压力,以迫使其改变外交、商务政策以及对外国     

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新疆发行的金币券——新疆钱币图说（二）

“华俄道胜银行”①系译自俄文“P C-CKO-KИTAЙCKИЙБAHKЪ”,是俄国联合法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为筹措巨额赔款向俄法借款一亿两白银时,以中外合办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参加而于1895年12月22日成立的,总行设于俄国圣彼得堡。参与创建的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及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四家法国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一家俄国银行。资本总额初为六百万卢布,法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五,俄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三。名称上虽冠有“华俄”二字,其实并无中国资本。为了挂上中俄合办的招牌,俄国才于1898年9月8日,诱迫…     

一九二三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之嬗变

192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大本营发动关余争端,欲以此为契机获得西方的支持和承认,但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孙中山的"敏捷外交"陷入破产境地。内外交困的广州大本营,不能不做现实考虑,与苏俄接触。1923年关余危机,最终促使广州大本营的外交发生改变,孙中山放弃一味青睐西方列强的想法,转而开始联俄革命。     

浙江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银行,争夺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向清政府索取得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承办权,英商怡和洋行与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了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     

浅析交通银行本票

2008年3月4日是交通银行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这家大银行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已渐趋衰落,而英、美、日、德、法、俄等国银行已在中国沿海城市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并通过借款给清政府,获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     

汉口,未开成的比利时、美国租界

自19世纪60年代起,诸列强英、俄、法、德、日等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成立国中之国。蕞尔欧洲小国比利时亦欲步其后尘,向清政府提出开辟租界的要求,终遭拒绝,但却发生一场“比利时租界纠纷”,其起因得从兴建卢汉铁路说起。     

《中国钱币》杂志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英、法、俄、德、美、日等西方列强,无不乘势加紧从各方争相侵占、掠夺。同治三年（1864年）,中亚浩罕国（安集延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俄、英暗中扶持）。同治十年五月,沙俄攻占伊犁。同治十三年,日本入侵台湾。危机四伏,蚕食不停。清政府内部的湘、淮两派,为加强自卫和防守各呈建议．由此产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     

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评析

关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从美国和当时的欧亚强国在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善后大借款以及对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同反映等问题上可以看出,威尔逊在处理对华政策上和欧亚列强有着鲜明的差别,带有毋庸置疑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尽管美国和欧亚强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     

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

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主,探讨了俄国商人在华中俄沿边地区免税贸易的由来及俄商在新疆攫取“暂不纳税”权益的经过;揭露了“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地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重点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为废除“暂不纳税”条款、收回商业利权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在近代半殖民旧中国,清政府面对沙俄列强的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被迫步步退让的软弱态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简述了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胜利后,新疆地方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商谈判中废除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条款的经过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从粤海关档案看清末广东省两次公债发行

本文以粤海关档案为基础,从发行办法、公债观念、还款担保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广东省1894年息借商款和1905年广东公债的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数字,深化了对晚清公债问题的认识.这两次公债发行的整体设计较为合理,粤海关的承办工作也大体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债发行中留难勒索的弊端.两次发行公债,完成的借款数额不同,不宜以借款的用途(军费开支和地方实业)作为判断公债优劣的前提条件.实际借款数额的多寡,主要取决于认购人对政府还款担保的信心--即关税收入能否作为还款担保.庚子后列强掠夺关税收入,清政府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还款担保信用低,是1905年广东公债发行失败的根本原因.